朱军山回忆录第一部分

第一章     家乡

1

   我的家乡在湖南省桂阳县和平镇白杜村水家冲自然村，是一个普通小山村。村如其名，位于一个三面环山的一条冲（或者一个沟）上。冲是我们家乡土话对沟或者溪的另一种称呼，村子就在这条有水流的山溪边上，后来因为有溪流，政府在村前建设了一座小水库。从风水角度看，符合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左边是东方，有山，是青龙；右边是西边，也有山，是白虎；前面是水库，是南方，是朱雀；后面是后山，为北方，是玄武。这就是风水学上的所谓一块宝地，是村里引以自豪的一事。风水学确实不是空穴来风，从我自己的经验看，村子冬暖夏凉。三面环山的缘故，冬天寒冷的北风吹不过来，而夏天和煦南风可以从南方吹过来。村子对着东南方向，村前朝东南。虽然如此，这个到今天大概总人口二百多口的村子自古到今并没有出什么特别人物，既没有出过什么学养丰富的读书人，也没有出豪门大户，甚至普通政府公务员也很少，反而印象当中村子十年九旱，这种干旱通常发生在每年下半年，辛苦种下的水稻，该做的都做了，该施肥的施肥了，所有的劳动和成本全部付出后，等到抽穗的时候，几十天不下雨，整个村没有灌溉水，所有水塘都干涸，绿油油的水稻慢慢变黄变白，最后几乎颗粒无收。丰收的年称很少，除非到处雨水丰润，风调雨顺，我们村子才不干旱，所以我对村子的记忆是贫穷、饥饿、苦难。全村都是贫下中农，风水没有给大家带来财富。中国几千年维持农耕社会，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只有那些有成片良田附近的村子，才能产生豪门大户，然后才能兴办学堂，才有学子参加科举，中举考进士，成为钟鸣鼎食之家，出现衣冠之族。

   村子既不靠交通要道，也不近名山大川，上天没有任何特别的眷顾，只有靠苦力劳动才能生存，因此村里的人特别勤劳。我后来读到《古文观止》中“敬姜论劳逸”一段话：“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说的是：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属于沃土，肥沃之地，一年劳动，可以几年够吃，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容易游手好闲，所以说沃土之民不材；反之，贫瘠之地的人民，必须勤劳才能有饭吃，游手好闲只能冻饿，所以说瘠土之民，莫不向义。我发现村里从来没有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辈。贫穷限制了想象，贫穷也限制了行为。我从小对村里面的大部份记忆，都是跟贫穷相关。穷则思变，他们也想变，哪怕有一点希望，他们就会去试。记得我父亲就去附近桥市灰山采过几年松脂油，村里也尝试过其他经济作物，比如种植玉竹，但成功的少，失败的多。

   自然条件的限制使得村里在农业社会中始终无法突破。方圆十几里都知道水家冲，实际是个“旱家冲”，所以一般女子往往不愿下嫁这样的地方，小小的村子辈辈都有光棍。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只有那些有眼光的姑娘，义无反顾看上了村里的小伙子，愿意到条件艰苦的地方生活，才嫁到这个村子，这也是村里人相聚不断提起的话题。

2

水家冲被方圆十几里的村民反复提起的，除了干旱还有卖磨芋豆腐。不知从哪一年，也不知道从哪一家开始，这个村子家家户户卖起了磨芋豆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到了下半年，晚稻收割后，农村进入农闲时节，水家冲家家卖起了魔芋豆腐。他们通常是前晚先做好魔芋豆腐，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把做好的魔芋豆腐一块一块地从大铁锅中搬到箩筐里，然后挑着这上百斤的担子，向周边各村四散开去。每到一村，就打开嗓子大喊“卖磨芋---，卖磨芋---”。往往其他村的人还没起来，我们村卖魔芋豆腐的就在街上吆喝了，然后被吵醒的村民这个三斤那个五斤就起来买魔芋，担子就越卖越轻，顺利的话一个上午就卖完了，中午就挑着空担子回村子。碰到不好的情况，可能一担磨芋一直挑着， 始终没人买，担子一直沉沉的，一直挑着担子向更远的村子走，也许走到天黑。

   我从小就是被卖魔芋的脚步声吵醒。大人们出发实在太早，远没有到起床时间，被吵醒了还得继续睡。但是对于村里的大男人，他们没有理由不起早--整个冬天，他们没有睡到天亮才起的机会，不是他们不想睡，如果你睡久了，起迟一点，你要去的村子早就给其他卖磨芋的人走过一遍，你只能挑着担子继续朝更远的地方走。 

3

     我从小生活在水家冲，除了去外婆家高桥村走亲戚，几乎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生养我的地方，直到我读寄宿的初中和高中，几乎完全没有离开过这块小小的土地，离开这个村子，所以我对她特别熟悉，就像熟悉我自己身上的部位。我的童年是快乐和自由的。家庭记忆从父母开始。我既没有见过爷爷奶奶，也没有见过外公外婆。我是父母生的第四个孩子，在我上面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我的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个有九口人一起吃饭的大家庭，在这么一个十年九旱的村子，吃饭问题成为家庭最核心的问题。

在人民公社时代，村里统一分配的粮食根本不够这九口之家吃饱， 需要屋前屋后的少量自留地中种植蔬菜瓜果来充作粮食，最主要的就是红薯南瓜之类，米饭只能限量吃。为了让大家都吃饱，作为家庭主妇的母亲真是费尽心机，她总不错过季节地在哪怕是巴掌大的地方种下一蔸南瓜、几颗茄子或者插几根地瓜，不同季节种下不同蔬菜，见缝插针。这样，除了自家吃，还可以拿一些到集市上去卖，换来全家油盐钱。

操持这样一个大家庭，需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但单单让大家吃饱就是一项巨大工程，所以我们小时候除非来了客人，很少见到家里像样的煮一锅干饭，通常把米饭做得介于稀饭与干米饭之间，这样免强让大家吃饱。其实就是这样的饭也不能放开吃，父母常常是吃半饱。我那时还小，不懂事，只要锅里有就放开吃，我们小孩多吃的结果是父母的挨饿。

勉强解决了吃饭，只是生活的第一步。俗话说贫贱之家百事哀，除了吃饭，吃菜也是一件大事，穿衣穿鞋又是一件，做饭用的柴草等等又是一件，每件都把这个家庭压得喘不过气，都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艰辛劳动 。这些事情驱动着这个家庭从小孩到大人永不停歇地劳作，一年除了有限的几天，其他每天都要劳动，自给自足地满足一个大家庭的一切消耗，只跟外部社会保持有限的接触和交换，延续着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农耕家庭的模式。他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外面社会的任何发展，变革以及革命都只能以故事传播到这里。一切似乎都跟这里毫无关系，外部社会对乡村的实际生活触动不大，这个与外界半独立乡村的每户人家都是这样自生自灭地延续下去。

4

我的成长时期，处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关于这这十年，1966到1976年之间整体社会的动荡，有非常多的作品描述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知识份子的冲击，对整个思想文化的冲击都相当的大。这个并没有任何赢家的动乱，连发动的人最后也成了受害者。但是，它对偏远乡村的影响却要小很多。乡村虽然也有放高音喇叭喊口号，偶尔召集群众开会，绑上几个地主反坏右戴上高帽上台批斗，但是主流还要生产和劳动，因为最直接的厉害关系就是没有生产就没有粮食。我只偶尔见过村里一两个爱出风头的人去外面参加什么“湘江风雷”的造反派，但是绝大部分农民没有资格参与，也没有兴趣参与。乡村相对安宁地度过这段动乱时光。

十年动乱，农村中倒霉的是所谓“地富反坏右”。地就是地主，富是富农，反就是反革命，右就是右派，这五类人是专政对象。农村主要是前两类，地主和富农。每次开会不管他们现在有没有错，先把他们捆了押到台上批斗再说，所谓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我们整个白杜村只有几个小地主、富农，还有一些过去在国民政府做过事的人，认为他们是反革命，反正他们也没有申辩的机会。

水家冲村就有一个这样的“反革命”，其实就是一个由国民政府统一安排的教师，一个小学教师而已，想反革命还够不上资格。就这样一个所谓的“反革命”，一旦村里有什么批斗会就把他拉出来批斗。可怜弱不禁风的教书先生，在台上反绑双手站几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坐下，偶尔还会挨几拳头。

5

我小时候看到的农村生活局限在自己小小的村庄，物质生活贫乏到极点。生活的互动和交流就是在有限的人物和空间展开。他们白天一起去田地里干活，晚上在一起喝茶聊天，这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文化生活。我静静地听大人讲各种奇闻故事。我爸爸是村里少有的文化人，见识丰富，语言幽默，待客热情，我们家几十年来一直是村里的中心，是文化交流的中心。无论早饭后上午上工前，午饭后下午上工前，或者晚饭后睡觉前，少则一两个，多则十几个村民聚在我家小小的厅屋内，主角永远是我父亲，话题除了各种笑话，还有三国故事，空城计,草船借箭，气死周瑜等等，也有论语中颜回陋巷，子夏问孝，孔子困陈国等等，还有孟子见梁惠王把堂堂国君顶得脸面扫地。所有这些都是随口而出。

父亲在私塾八年，旧学功底深厚，这种聊天正好成为他的文化讲堂，让他找到了文化人的感觉，找到了一丝自信，在小小的乡村树立了他的权威。村里人也通过聊天，获得了他们十分稀有的精神享受。他们或是父亲的同辈或是晚辈，但是他们都是父亲的崇拜者，父亲因此也成了维系乡村稳定的乡贤。村里有打架斗殴、夫妻不和、婆媳关系紧张、红白喜事等等，都是找我父亲出面。几句切切入理的话，一句幽默的玩笑就把矛盾化解，把事情摆平。我小时候也跟大人一样十分崇拜他，他成了我的百科全书，所有能提出的问题他都懂。

农村人既简朴又复杂。你说他们头脑简单思想单纯，没错。因为大部分人一生没有去过县城，没有读过书，几乎没有接触现代意义上的称为文化的东西。他们接触的人永远是村里那些熟悉的面孔，或者再加上几个邻近村子的人，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几乎全部。所以你有文化，他很容易崇拜你。但是要说他们就这么简单，那远不是。

他们生活在狭小的空间，眼界就是那么宽大，你认为很小的事情,会在他们心里放大，产生矛盾的结，无法解开，因此小小的村庄,骂街的，打架的，经常发生。有时为了争一点点土地，有时是你家的牛，吃了他家的菜，没完没了。每当这个时候，我父亲这种乡贤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从小就崇拜这种有超大能力和智慧以及威望的人，他的话双方都要服从，就好像法院的判决。村里人虽然矛盾不断，但是超出这种乡贤处理不了的问题，少之又少，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也不会发生。我印象当中几乎没有那种超出了他不能处理的事情。所以，中国的农业社会，其实是乡村文化以它独特的方式维系了几千年的稳定，有它独特的方式。小说《白鹿原》描写的白嘉轩就是中国乡村中乡贤的代表。后来我看到许多的村子村民都搬到城里住，乡村文化消失得差不多，自己很为之伤心落寞。

6

说乡村生活贫乏，其实只是外人的感觉，或者是跨越时代去看所形成的感觉。在当时，他们既没有感到贫乏，也没有感到单调，因为他们没有比较。他们能比较的是周围村子的情况，而这些村子也差不多。农村人最欢乐和最重大的日子就是过年，所以鲁迅小说里说，旧历的新年毕竟最像新年，我略做改动，农村的新年毕竟最像新年。对过年的期盼到底从哪一天开始谁也说不清，有些人可能刚过完年，就在期盼和规划下一个年，大部分人可能从下半年开始想这个年要怎么过。比如过年要杀猪，那必须提前养这么一头过年杀的猪，或者过年要吃鸡，必须提前养几只，他们的思维就在这种自给自足的范围内。但是过年要穿新衣服，那就要规划怎么出售一些农产品，卖出换钱。有了一些这样的目标，然后他们再去行动，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理想变成现实。他们一年的生活就是被这大大小小的一些目标，然后再去行动，到过年的时候才能理想变成现实。他们一年的生活就是被这大大小小的目标驱动着前行。

小时候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裤子，也从来不敢跟父母提这种要求，为了我们大家庭吃饱，他们已经费尽心机。我大部分时候是穿上面两个姐姐穿不了的衣服，母亲改一改再给我穿，或者穿我哥哥部队寄来的旧军装，我从来不敢有过年穿新衣服的奢望。我小时候对过年永远都是同样的目标和期待，这就是玩几串鞭炮。为了这个目标我可能离过年几个月就开始准备，有时是得到几毛钱的意外之财，那我就先去集市上买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好好藏着，任何人都不知道，然后每隔几天我会去看看，拿在手上看几眼，轻轻地又放回去，生怕弄坏了引线，那种热爱和珍惜无以言表，跟有钱人看到价值连城的“海洋之心”钻石差不多。这就是我的最爱，爱到骨子里去的东西，其他任何东西代替不了。贫乏的物资时代很难产生其他理想，思想单纯到对鞭炮的爱上升到最高。

离过年越来越近的时候，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这种气氛的浓烈似乎越是贫穷的地方越浓。这种气氛既有外部的宣染，又有内心的反应。农民离过年很久就去规划着过年，期待着过年，他们的行动都会以过年为时间结点，为参考坐标的起点或终点，因此临近过年的时候，往往过年一词被反复更多的提及，感染和影响了我们这些没有什么过年目标的人，也把我们小孩子的心搅得跟他们一起躁动，我们心里也开始盘算着离过年的日子有多久，想象着过年那天，大年三十以及年初一那天的幸福欢乐，往往这种想象的幸福是一种更持久的幸福，生活中因多了这种想象而欢乐。

 中国过年的习俗沿袭了几千年。这里包括年前准备，大年三十和初一各家自己的聚会，以及接下来的走亲戚和亲戚来拜年。离过年还有几天，村子明显就忙碌起来了，井水边的人明显就多了，妇女们开始盥洗家里的各种用具，比如碗、柜子、衣服、被子等等，也开始杀猪、杀鸡、杀鸭等。这些杀猪、杀鸡、杀鸭家的幸福感洋溢在他们脸上，感染着那些没有杀猪、杀鸡、杀鸭的家庭，幸福感不断传递，乡村过年的气氛便越来越浓。

 杀一头过年的猪，这个对普通农村家庭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为了这个幸福，家里的主妇要辛苦一年，每天按时喂养，就像养一个小孩一样，观察着，欣赏着，盼望着快快长肥长大。正常速度，一头猪喂一年可以长到100多斤。到宰杀的那一天会把邻居几个喊来帮忙，然后美美吃一顿最新鲜的杀猪肉，最新鲜的猪血，最新鲜的猪肠等，一家人又像过了一个小小的节日，这就是农村的欢乐和喜事。

大年三十晚，农村过年的习俗是自家人一起过，没有任何亲戚，出嫁出去的女儿通常也不来，只是自己家庭的聚会，也是最丰盛的。家里平时用来招待客人的鱼肉在这一餐会全部给自己家享用。这是一年最幸福的时光，全家洋溢在丰收的喜悦当中，享受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以吃饭的形式庆祝一年平安过去。幸福感更多来自于成就感，来自参与，来自年节的气氛。我们家人口众多，就是大年三十这一餐也不是什么菜都有，鸡鸭鱼肉也是象征性摆那么一碗，筷子下去常常夹上来腌萝卜。九口之家任何东西都消耗太多，始终只能量入为出。

在良好的气氛下，每个家庭都其乐融融，享受这最高兴和幸福的时刻，然后有一些父母会拿出新衣服新裤子给自己的儿女，有些家庭会给压岁钱，通常是一角两角，如果哪个家长能给上一块钱压岁钱，那在这个村里会引起小小的轰动，只是，这种事我从来没听说过。我自己从童年到少年从来没拿过父母的压岁钱，他们大部分的时候确实没钱，即使有，也会有更重要的安排，所以我从来没有这种奢望得到哪怕一角的压岁钱。不仅我们家没有，大部分农村孩子都没有，普遍的贫穷使他们没有比较，也就毫无怨言。偶尔，哪家父母会给儿女添置一件新衣服，这可不仅是他一个人的喜事，而是一家人的喜事，也是一批同龄人的喜事，这个少年或少女不知为这件衣服要高兴多久，要炫耀多久。

   大年初一早上是习俗中放开门炮的时间，家家户户放一串鞭炮开门。据说越早越好，因此半夜就有人开始放鞭炮，鞭炮声此起彼伏。天一亮，我们一批年龄差不多的儿童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哪家开门鞭炮一响，我们就飞速寻着声音而去，主人的鞭炮还在响，我们一群小孩就围了上来，只要他一转身进里屋，我们的脚飞快地伸出去踩灭还在燃放的鞭炮，捡起来给自己玩，动作要快要猛，否则即使熄灭了，胜利的果实也属于其他人。这些贫穷的小孩就在这种争夺中享受着他们的童年，他们脸上洋溢着快乐，贫穷没有限制他们的幸福，物质的贫乏使他们从物质之外去寻找幸福，或者把小小的幸福放大，所以同样有幸福的童年。我的童年词汇里没有烦恼，有的只会是欢乐，跟物质无关的欢乐。

初一的例行习俗，早饭自家人享用。早饭后村里的同族人就会来邀请父亲去他家喝茶，这既是一种作为乡贤或者是族长应当享受的待遇，也是一种相互的礼节。一个上午大概去十几、二十几家，其实到最后纯粹是一种仪式，既不可渴，也不饿，既不一定喝，也不一定吃。但是如果他不去，对方会缺少点什么的感觉，我父亲也乐意给每家来请的人面子，哪怕只是仪式性去坐上几分钟，对方也算完成了对我父亲的一种崇敬礼敬，年年如此。我父亲高兴自己有这种待遇，他在村里始终是坐上席的角色。这种礼节在农村更严格，哪怕你有其他成就，但礼节上始终不能超越他，这种待遇跟物质无关。

7

我只在有些方面遗传了父亲作为乡贤或者族长优秀的一面，其中一条就是号召力。我从小就在村里的小孩中有号召力，有权威。这不是简单的说我是孩子王，因为我从来不动手打架，更不会欺负同龄小孩。我的威望来自于我比同龄小孩懂得更多，并且把这些懂得的转化为儿童或少年的娱乐。我从小会讲故事，从日常阅读当中找到了故事的素材，然后讲给同村的小孩听，这就成了他们少年时代几乎是唯一的精神享受。

课余的时间，我们共同的劳动就是替家里拾柴，到山上捡做饭用的干柴。在那个年代，烧煤还是件奢侈的事，每天做饭烧的柴成了小孩的任务。我们一般年纪在七八岁到十几岁的孩子就一起上山捡柴，比如干树枝，松球，干树皮，落叶等，还有就是砍杂木，但是松树不能砍，那是有用的树。杂木砍完了还可以挖树根，反正什么东西可以烧就砍什么，挖什么。上山时每人提一个筐，收获差不多以后就围坐下来听我讲故事。比如林海雪原里面的故事，抗美援朝的故事等等，反正只要我看过的就讲给他们听，慢慢就形成了对我的依赖，然后自发地形成了一个有组织一样的群体，把我推举为司令，下面有军长朱阳山，有营长朱爱平，士兵朱卫清，朱海山，朱四清，朱黑子，朱兵山，朱成家，朱宝山等，反正能叫出来的职位名称给他们都安一个。村里小孩得到什么小东西，自己不舍得玩，拿来孝敬我，比如从哪里捡了一个小螺丝，一个橡皮筋，一个小纸盒什么，即使他不主动给，我会通过其他的方法让他给。当时我们喜欢玩打赌的游戏，我们叫赌咒，比如说两个人赌咒，他赌输了又没钱 ，只能老老实实把礼物奉上。

通常我不会跟同龄小孩打架，要打是军长代我去打，只要违背我，有人去惩罚，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大家始终和平相处，偶尔也有大人知道我欺负小孩的事，因为他们为了听故事，首先帮我把柴捡好再去捡各自的，大人知道后狠狠的训我，说我像地主一样剥削其他人，但是事情还会继续，大人干预不了，小孩也怕被群体孤立。

   赌咒的游戏持续一段时间，大部分是我赢，因此他们欠我的赌债越来越多，虽然每次只有五分钱，但是十次就是五角，所以有一年到冬天的时候，朱卫清和朱海山已欠我赌咒一块多钱，他们又没有东西还债，我就跟他们说，你们下到水库下觅子（土话，潜水），下一次少五分钱。他们两个就真的脱下衣裤下水，扑通扑通在冰冷的水里下觅子，但是动作很快。我就在岸上计数，一直到把赌债还清，他们哆哆嗦嗦上岸穿衣服。

  我并不是常胜将军，也有失败的时候，那是碰到强大的对手了。有一次，也是很冷的冬天，我和朱阳山在田里做什么事，我们两个小孩碰到大人朱人人，朱人人从钱包里拿出一块崭新的人民币，跟我们说，你们两个，下到水里游过去，从水塘的这边游到对面，我这块钱就归你们。当时这一块钱对我们的诱惑力太大了，虽然是冬天，穿着厚厚的衣服，我和朱阳山还是跃跃欲试，我望着他，他望着我，我说你下，我就下，他说你下我就下，最后决定大家一起下去，然后我们就在岸上把厚厚的衣服一件一件脱掉，然后扑通跳到水里游起来。我们游到中间的时候，朱人人挑着粪桶飞快的走了。我们才知道被他捉弄，他压根就不想给我们钱，我们气得无处发泄，把他留在田里的锄头扔到了水库中央。祸不单行，一元钱没到手，信息却传到我父亲耳朵里，当我装作若无其事地回到家，一到门口，父亲重重地两个耳光就打到我脸上，口里骂着，你这个死崽，冬天游泳，不冷死你。

我也做一些似乎跟年龄不相称的事，比如号召大家栽树。我们从山上挖来小树苗在房前屋后栽种，并且栽的数量不少，很多成了材。

听故事只是我们的一项活动，还有其他活动。我们学着当时战争片的内容，每个人用镰刀改装成一把梭标，我们叫“如如贴贴的刀”，一起背上山，好像去打游击的样子。大冷天大人都围在火炉子边的时候，我们十几个小孩就上山了。沿着山顶走，巡逻一遍再下山，差不多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小时候我能看的电影无非就是战争片，比如地雷战、地道战、铁道游击队、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等。所以我十分崇拜军人，从小渴望有朝一日能拿枪上前线，经常在脑海中想象跟敌人遭遇，想象袭击敌方，总觉得自己一定会胜利。我走过一座山，就会设想山下一队敌人经过，我从山上向敌人发起进攻，连做梦也常常进入战场，所以小学开蒙的时候按我们家乡的规矩，每个人要取一个上学用的名字，我就是在字辈外取了一个军，因为我心中无限崇拜军人。

我们家到我已经是第四个小孩，父母为一家吃饭操劳，母亲忙做饭洗衣，种菜喂猪等等，父亲外出挣工分，哥哥在部队，姐姐也要挣工分，没人管我，我从小都是自己管自己，只要不惹大事，一家人基本不会管，所以我是从小自我成长的人。后来进了小学，有老师管，但是当时的教育和学校处于非常放任的状态，乡村小学更加糟，很多人小学读完了，不会写信，不会看报，更不会读书，这是很普遍的事，小学毕业还是文盲。整个小学时期给我无穷无尽的玩的时间。我是极少部分既可以看报又可以写信的小学生。每天村里的《湖南日报》由我从学校带回村里，交给队长，我成为第一个读者，也常常是唯一的一个读者，因为其他人要么不识字，看不懂，要么没时间和机会看，报纸到了他们手上，大部分的时候成为他们卷烟的烟纸。有时我会把看报读到的内容作为聊天的话题，更加强了我在小孩当中的权威。偶尔也会跟大人聊天，给大人讲一些故事，跟我父亲一样，比如1974年夏天傍晚，一场流星雨划过夜空，整个中国大地很多人看到了，我们村的人也看到了，大家就开始紧张，有些老人说天上划过这么亮的星，要遭大灾啊，反正很紧张，后来报纸上登出文章，说是彗星扫过大气层，是正常的天文现象，不会有问题，然后我就在聊天的时候把这个事讲出来，大家的心才安定。

我是1970年春天上的小学，这个小学就叫白杜小学，离我们村只有不到一公里。整个小学只有三个老师，他们是朱凡山老师，廖有云老师，朱山代老师。当时是那种混合式教学，即一个教室里，同时有一二三年级的学生，另外一个教室就是四五年级的学生。因此老师给一个年级的学生讲课的时候，另外两个年级就在课桌上自习。大概从小在家里受过父亲的熏陶，因此上学识字很快，老师教的和课本的每一课我几乎毫不费力就记下来，所以从一年级开始老师就开始注意我，在我父母面前夸奖我。我母亲喜欢把这些话说给我，说：“凡山老师来家里吃饭，说你好聪明”。偶尔也会听到老师当面表扬我。当时大环境是抓阶级斗争，学习成绩普遍不在意，老师喜欢我不仅仅是成绩好，而且我会像模像样的做一个学生，对老师有礼貌，上课听课不吵闹，教的内容能听进去，这些最基本的要求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成了一个好学生的标准，因此老师喜欢我，因为符合这种基本要求的学生不多。

 大概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让我在同学中威望大涨。某天课间休息的时候，不知什么原因我竟然横在课桌上睡着了；也许睡得太香，上课铃声没把我吵醒，学生的动作声音和吵闹声也没把我吵醒。老师进来了，所有学生把目光投向老师，再投向我，他们似乎不约而同的在向老师告状，有人还在睡，他们期待着老师会在这么多同学面前严肃地批评我，他们等待着这个时刻，等待着老师的爆发。但是令大家意外的是，老师并没有像他们想的那样做。几个同学以为老师没有看到，大声的说“老师，有个同学在睡觉。”出乎意料的是老师指着一个学生说把他叫醒，等我惊愕坐定后，我听到老师敲敲讲台，说出了令同学和我都感到意外的话，“你们要是学习有他那么好，你们都去睡。”

那个特别年代，文化大革命，要对许多传统的东西进行革命。学校教育受到的冲击最大。学校基本不考试，也没有人重视教学，一个学生学得好不好除了家长的督促，最重要的就是碰到一个好老师。家长们在大环境影响下，几乎不过问小孩的学习。我父亲是文化人，《四书五经》里面的内容曾经当着我的面大段地背，就是这样一个人，受社会影响，他也从来没有过问过我的学习，从来没有出现过那种读书人教孩子的故事，在这一点上他紧跟时代，时代抛弃了知识分子，你不要再朝那个方向走，这是他潜意识的思维。所以他早早就把他年轻的时候读的线装书烧掉了。尽管如此，我依然认为父亲是我的第一个文化老师，他在乡亲们面前的许多行为正是文化的力量。他常常在聊天中带着典故，然后把这些典故发挥，听得大家津津有味。这就是父亲，虽然是个农民，但又超越农民的力量：他帮农民写对联、帮助村民治病、料理白喜事的时候代替地仙、主持安葬仪式等等，无不体现他作为文化人的力量，就像孔子一样：“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些深深印在我的脑海，所以我自小就知道一个人要读书，这就是来自于父亲的事实教化。

 小学几年，无论是同级学生还是高年级的学生，有问题都来问我，同级的同学不用说，什么问题都来问。那个时代没什么礼物，他们往往会用当时流行的毛主席像章送给我。

我有幸碰到了三个优秀的小学老师，我说的优秀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学问，有什么文凭或者特别的启蒙方法，而是他们对教育的执着。三个老师中只有朱凡山是正式的老师，他来自于部队，也许在部队是文书，转到地方上做小学教师。他在那种动乱年代，没有考核，也没有任何具体要求的情况下，依然尽力的启蒙这些农家小孩；拿着微薄的工资，经常要回家去帮助家里耕田，因为他的家在农村，尽管如此，他丝毫没有降低作为教师的标准，言谈举止，处处行君子之风。他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玉树临风。走路轻柔，不发出丝毫的声音，却给人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对自己的生活简约到最低限度，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穿过一件军装之外的衣服，几年如一日，从来没有听到他开一句玩笑，真像颜回一样：一箪食，一瓢饮，住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朱老师就是当代的君子。

 第二个老师是廖有云老师，她当时高中毕业，嫁给白杜村的一个军人，她爱人转业到地方后，她就到丈夫的老家做老师。她对这群调皮的农家小孩耐心启蒙，把一批批的学生由大字不识变成有文化的识字群体，而这一切是在没有任何工资的情况下做的，村里只给她按普通农民一样的记工分，但是她对教学的热情，对学生的爱护关心却在每个学生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些农村小孩的爸妈都没有文化，又处在那个特别的年代，他们的行为举止，顽皮的方式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但是廖老师当时作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美丽的女性，用她特有的细腻感化每一个学生，用弱小的身躯撑起了一片天空。

第三个老师朱山代老师，是个地道的农民，只有小学文化。他教学有特别的方式，就是喜欢给学生讲故事，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故事，有时一堂课下来，从头到尾都是讲故事，只要是他上课大家就知道有故事听，所以他的课最轻松，也吸引农家孩子把心思留在了课堂。

第二章  长辈的事

1

水家冲全部都姓朱，没有杂姓，由一个祖先繁衍下来。大约乾隆年间，五里之外的下蓝田村的一户农家，到这深山老林里砍树或打猎，看到这个冲树木参天，几个人合围的柏树遮天蔽日，中间泉水汩汩流出，形成溪流，按风水学寻找吉地的方法，“相土尝水，呼形喝象”，相土：看土质，土质肥；尝水：尝一口水，水清洌甘甜。呼形喝象：看外形，形相如围椅，中间不正是坐人的宝地吗！他们便在泉水边开出一块平地，砍伐大树搭成一个木屋安居下来。通过二百年的演变，形成现在的村子。我小时候的印象，这里还有些原始村落的印记：参天大木还有，村后山上还常看到身形巨大的野生动物的遗骸，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觉得非常大。普通的野生动物更是常见，比如麂、狼、野猪、鹰隼、豪猪。野鸡更是非常多，我自己就捡到几次野鸡蛋。我们捡柴的时候，不小心靠近野鸡窝，野鸡飞了，留下一窝滚热的蛋。山上到处是穿山甲留下的痕迹。离村一百多米，前人留下的烧木炭的窑还在；农业社会的发展缓慢而漫长，这个村子从开村到一百年，繁衍到几十口人，除了附近多了几块田土，整体没有大变化，又过了一百年，进入了新中国，人口接近一百口。外面的社会动荡，朝代更替，但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似乎一切依旧，外面的动荡跟他无关，他们世代耕田维持着有限的温饱，形成自己独特的乡村文化。这种文化不仅是祥和，长幼有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伴随着许多矛盾，自然干旱暴雨，虫灾等等，也有打架斗殴，父子不和兄弟反目，但不管怎样，最后归于祥和，几百年自生自灭。

2

我的父亲朱金树，1928年就出生在这个叫水家冲的村子。他是爷爷的第二个儿子，他上面有个哥哥，我叫伯父。爷爷虽不是地主之家，但是还比较富裕。所以我父亲到他蒙学的年龄被送到私塾念书，前后八年。当时的学费多少不得而知，大概几担大米，但是能负担得起的家庭也不多，因此我的父辈一群叔伯文盲占多数，能坚持读八年私塾的少之又少。在方圆十几里，我父亲是地道的文化人，不是简单能写能算，而是文化已经有一定功底。小时候我常常听他讲《论语》的故事或者讲《诗经》。他给我哥取名字学毫，即《论语》第一章学而，我的小名取先进，即《论语》先进章，弟弟取子禽，即《论语》子禽章，这反映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执着。我小时候不懂，觉得给我取名取这个名字，不好听，没有水平，无非是要我不要落后，要保持先进。后来看《论语》，读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野人”。原来先进是先学礼乐后做官的人，是在野的人，是老百姓，但是卿大夫的子弟，可以先做官，后学习礼乐，这些人就是后进，但是孔子喜欢先学习礼乐的人，大概这些人出生没有地位，靠个人努力才能取得成就，所以能吃苦。

在我父亲读书的年代，早已进入民国时期，大小城市都有新式的学校，教育体制和课程跟现代接近，小学教语文、算术、音乐等等，但是在白杜这样的小山村，地处偏远，附近还没有新式小学，要读书只能读私塾，跟私塾先生读子曰诗云。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开始启蒙，“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念过几年有基础后开始读《四书五经》。父亲启蒙几年后转到附近梅堂村的朱进诚先生开办的私塾读了几年。进诚先生学识深厚，抗战胜利后参加国民政府桂阳县乡长招录考试，以第一名考取，就任和平乡乡长。刚解放时，他因文化水平高，被共产党安排做了县政府秘书。后来因为那段“伪乡长”的经历，连秘书也不能做，被赶到农村，在运动中不断批斗，一生受尽了磨难。但父亲对他敬爱有加，即便他最落难的时候，也是叫进诚老师，十分真诚，那种态度就跟他还是乡长或者还是老师一样。

3

1945年，就是抗战胜利那一年我爷爷去世，殁年45岁，年仅17岁的父亲，挑起了一家的担子。我有个伯父，即父亲的哥哥，但是英年早逝，二十岁就死了。据说是非常聪明的人。父亲跟我讲他哥哥的故事，我还记得一个：有一年我们家新厢房落成，请画师来在新房的墙上画彩画，比如梅、兰、竹、二十四孝故事等等。伯伯当时十几岁，安排给画师帮忙，比如端颜料拿刷子之类杂事。干了几天，他看出了一些道道，就跟画师说，能不能让他试一下，画师开始不敢，工艺匠人手艺，哪能看几天就会，况且是绘画。但是最后还是让他试试。这一试不得了，画师说这几块大画都你来画吧。我小时候伯父已去世了不知多少年，年轻的伯母很快改嫁，家里早没有人提起伯父，只有父亲偶尔指着厢房墙上的画说，那是你伯伯画的，十几岁没学过画，第一次画就画得那么好，好聪明。天妒英才，英年早逝，20岁人生最好的年华，最健康的年纪，在这落后偏远的山村，也许一场重感冒 ，一次高烧人就走了，习以为常。

4

父亲读完私塾就跟爷爷学做生意。爷爷当时在和平圩上开了一个卖布的小商铺，他们从最近的县城新田县批发布料到和平圩上卖，平时仍然在家种田，只有赶集的日子才去圩上做生意，不是专业生意人。尽管这样，家里的经济条件比纯粹种几亩田地就要好一些，属于小康家庭。

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东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国民党占据的中心城市，国民党兵员吃紧，到各乡村抓壮丁征兵，父亲也属于必须当兵的青年，但是当时谁也不愿意去当兵送死。当时爷爷已经去世 ，伯伯也死了，家里只有父亲这个男人主事，奶奶非常急，后来不知谁下了决定，买兵！也就是买一个男的用父亲的名字替代父亲去当兵，只要用父亲的名字去就行。所谓买是要有代价的，当时的行情是800大洋。全家上下一致同意，卖田卖地还真凑够了这一笔巨款，交给这个冒名朱金树的青年。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北上，据说三个月左右就找机会逃出了部队，做了逃兵，回到了家乡，家里白得了一笔卖兵的巨款。后来这个假朱金树家里买田买土，解放后因为土地太多而成为富农，算是因福得祸，所以世事无常。我们家由于爷爷去世 ，加上给父亲买兵，家道衰落，到共产党解放全中国，按条件属于贫下中农，保护了我们这些后代，也算因祸得福，如果家道不衰落，土解运动我们家就可能划为富农或者地主，命运就大不一样，后代的结局会很惨。

当然冒名顶替当兵在国民党时期比较普遍，我们小小村子除了我父亲，还有另外一个，年龄根我父亲差不多，名字叫朱金家，家里有两兄弟，金家是老大，老二是朱石前。那年朱金家19岁被抓壮丁，即当兵，当时他特别胆子小，听说去当兵，要打仗，吓得直哭，死活不去，但是家里也没有足够的钱买兵，急得团团转，正在这个时候，金家的弟弟石前，听到哥哥在哭，这个十四岁的小孩来劲了，他急匆匆从正在砍柴的山上下来，说当兵打仗有什么怕，我代替哥哥去。从此国民党的部队里就有一个叫朱金家的炮兵，真实名字叫朱石前，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他写家信，收信人是朱金家，是他哥哥的名字，信里面，写信人也是朱金家，是自己在部队的名字，写信人和收信人一模一样。这个朱石前炮兵，在国民党部队表现不错，几年后做了军官，解放战争被共产党俘获，参加解放军，解放后转业到云南，做了地方的林业局长，算是混出了头，这是闲话。

1949年新中国成立，随即进行土改运动。无产阶级剥夺地主的财产，包括他们的土地、房子、耕牛等等。土地是最基本的财产，封建社会时代以及后来进入新中国相当长时间内，是农村和农民的基本资产，也是他们的命根子。土改运动就是把所有土地重新分配，先确定属于哪个村，再确定属于哪一户，然后平均分配，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大同社会，农民的生产力和积极性得到了最大的调动，农民当家作主，地主自食其力。地主过去的深宅大院分给几户无房的贫农，地主只能夹着尾巴做人，贫下中农扬眉吐气，整个中国欣欣向荣。我后来看历史，读到什么叫做革命？这就是革命，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马克思创造无产者一词，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党去跟有产阶级及资本家对抗。马克思时代德国已经进入工业革命，流水化机械生产让大量手工业者成了无产者，他们不得不进入资本家的工厂做工。劳动力大量过剩，资本家给很低的工资，工人也愿意干，否则无法生存。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极大榨取了工人的剩余价值，作为知识分子的马克思觉得不合理，为此写出了长篇巨著《资本论》，替无产阶级说话，用理论去证明资本家的财产是工人的剩余价值，因此无产阶级通过革命手段分配资本家的财产就是合理的，不是抢劫。中国社会发展落后于欧洲，没有工业革命，始终维持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国对立阶级就是没地或少地的贫下中农和有地的地主富农，所以中国革命的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父亲解放时21岁，被共产党选到大队做会计，管钱粮，属于最基层的干部。因为有这么一个位置，他作为读书人的能力和才华得到了发挥，在整个和平乡几乎无人不知。我几岁的时候，只要说到我是金树的儿子，对方的态度马上变化，距离一下就拉近了。我有几次跟他后面去串村，几乎没有人不认识他，每个人都热情地招呼到家里坐，那种热情显示出他们亲密的关系，显示出一个农村干部特有的亲和力，父亲尤为突出。他有文化，说话幽默，各种笑话通过夸张的口气几乎随口说出，让对方捧腹大笑，所以人们送给他外号“夸山”，他用无限夸大的说话，让一件普通的事变得好笑。

父亲作为农村公众人物，因一场政治运动的兴起而结束。1963年中国农村开展了“四清”运动，即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父亲作为管理财务的会计，自然处于四清运动的核心，清来清去，发现他手上管理的财务有400多块钱对不上，也就是亏空400多元，需要赔公家。当时家里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工作队发现我们家还有建房的材料，勒令充公作为赔款。可怜父亲筹划准备了十几年用来盖房的木材和砖瓦，统统搬到政府用作盖学校的材料。父亲从此成了地道的农民，唯一作为文化人出现是每年春节帮村民写对联或者平时替人写信读信。他的字最大气，方圆几十里无人能比，落笔一气呵成，从来没有写错的时候，他也享受这个时刻，所以来者不拒。

父亲幽默夸张的话语常常回荡在田间地头，引起村民大笑，有些笑话几十年后仍然作为经典流传。在和平乡过去有一种说法，说当地有三个半能人，我父亲是三个中的一个。当然农村人有农村的标准，这完全是自发的评价，并且我们不能认为农村全部是农民，没有人才，你如果深入了解，会让你大吃一惊，高手在民间，民间不是虚的。我小时候参加很多所谓的“万人大会”，那些农村干部上台讲话的水平，无论从条理语气，还是总结归纳都让人佩服，他们面对复杂情况表现出的智慧、耐心、方法给我留下了永远的印象。农村能人多的是，要成为众人心目中的全乡三个能人确实不容易，当然这不是他跟我说的，他从来没有说他是能人。

父亲的幽默几乎是随口而出，随时随地。他的幽默是那么充满哲理，让人越想越笑的幽默。这种幽默的背后是对生活细致的观察，长期生活的积累后形成的智慧，比如看到两父子在田间施肥，他会说，你父子俩过几个月可以到禾下乘凉。父子俩既高兴又好笑。比如跟人道别，一般说慢走啊，我父亲会说慢走我就不说了，你一慢走天会黑。这种随时随地的幽默用家乡土话表达出来真让人回味。

有一年一对夫妻吵架，气一上来两个人就说要离婚，男的一开口，女的马上说现在就走，不走是死猪，夫妻马上就气冲冲往乡政府走。父亲刚好在半路碰到，看到两个人的表情，心里已经知道大半，他故意问他俩去干什么，两个人就开始对骂，我父亲也不劝，也不评理，这种夫妻吵架没法评，就对他们说“乡政府开门迟，要离婚也不用饿肚子，做几个糍粑再去，慢慢来。”男的一听就在笑，这一笑气氛好了很多，然后跟他聊来聊去，离婚的事儿就忘记了。还有两夫妻吵架，女的找我父亲评理，说男方如何如何坏。我父亲心里早就想好了方法，等女的说得差不多了，我父亲说：“嫂，我没想到他这么坏 这不处理不行，越重越好，叫会计来罚200斤谷子”，这女的开始听了非常高兴，觉得有人为她做主，以为会给男方什么特别的处罚，后来一听罚200斤谷子，开始还说好好，后来过几分钟反应过来了，这不是罚自己吗？态度马上缓和了，气也消了。这就是快速化解矛盾的智慧，幽默简单实用，快速见效，用通常评理永远也说不清。

5

父亲是读书人出身，写材料、写报告、写信等让人佩服，从条理到用词都让人满意。平时有什么喜事，他坐上席，按农村规矩要给主人赐匾，他赐的匾往往十分贴切，私熟名师指导在他身上得到体现。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更多的是智慧和能力。我听村里人说，年轻的时候他去打野鸡，一般都是要家里先烧好水，他带鸟铳出发，往往几分钟铳响了，野鸡也打下来了，家里的水刚刚烧开，到我记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打了。他还会玩一种抛球的魔术，在田间地头偶尔玩一下，就是两块石头不停抛上抛下。我曾经试了很多次，没成功 。他也是下棋高手，到我记事开始已经从来不下，只是我跟其他人玩，他在边上只要点拨一下，马上棋就会活，但是他一般也不说，偶尔露一手而已。打牌也一样是公认的高手，但我从来没见他玩过，是老一辈的人跟我说的。60年代后他已经靠边站，没有任何职位，但是他的故事，他的笑话一直在百姓间，乡村间口耳相传。这个时候他更多的是村里同族人威望最高的族长身份出现，当然这种族长没有正式确认，解放后也不允许这样的人物，但它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就像小说《白鹿原》里面的白嘉轩，是同族人的依靠和主心骨。红白喜事不用说，他肯定是主持，兴土木，架梁起灶，四时农活，大家都来请教，算阴阳，选日子更是必须请他；看天气，十看九准。比如早上起来，他看看外面的天气，说今天会下雨，后来下午果然下雨。偶尔也露一手中医，谁有身体不舒服，他跟人家说，你去山上，挖几种草药煮了喝，对方照做，也是药到病除。他还会一种画符，妇女生小孩奶涨，他直接舀一碗井水，在碗中间划几下，口中念念有词，妇女喝下去就好了，这是一门玄术，无法解释，却是我亲见所见。在贫穷的乡村，在落后的年代，这种人物怎么评价都不过分。我相信每个村都有，即使没有，也要自然的选择一个，只是父亲更出色一些。

6

我的母亲夏桂秀是个文盲。跟父亲相反，没读过一天的书，这在他们那个民国时期的农村十分普遍，男女都一样，读过书的人不多。母亲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七个，操持这个大家庭吃喝桨洗，规划着这个大家庭的柴米油盐，栽种着这个大家庭的蔬菜，除了伤风感冒，她几乎得不到片刻安宁。她用着最大的力气，利用着她能调动的资源，维持着这个家，尽量让大家少挨饿。她是计划者，也是实施者，我父亲那些聪明才智，带不来丝毫的实际利益，母亲的一举一动却切实地牵动着整个家庭的“国计民生”。

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村里的美女，她16岁嫁给父亲，跟她同辈的婶婶们跟我说：“你妈好漂亮，她嫁过来的时候大家都争先跑过去看她，夸她长得好。”但这只是老辈的人告诉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美貌的母亲，只见过身体虚弱老态的母亲，哪怕是我很小的时候。

我没有做过其他人的儿子，我相信天下的母亲都一样伟大，我母亲也是这样。七个儿女的家庭，在那个苦难的年代，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贫穷的山村，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真是无尽的苦难。由于人口众多，许多事情更是成倍的放大。我小时候常见一餐饭下来，空碗堆成一座小山，放在洗碗盆里，一洗下来差不多一个钟头，餐餐如此。父亲常常用他粗大的嗓门对着村子大喊：“学英，国英，快来洗碗”，他的声音很大，整个村子都可以听到，让在别人家聊天的两个姐姐回来洗碗。同样待洗的衣服也常常堆成一座小山，没人洗。两个姐姐要出去挣工分，母亲纵有三头六臂也应付不来，所以衣服一堆就几天。我小时候比较懂事，经常帮母亲扫地挑水，其它的干不了，也不会干，母亲只能连轴转，一刻不停地做了这个做那个，我很少看到她安静地歇一会。

   每餐饭是个天大的事儿。米的总量有限，吃饭的人多，只能像魔术一样变法；先是加水，把饭做得既不像稀饭也不像干饭；然后就加入红薯南瓜做成混合米饭，再然后，多煮一些青菜或者萝卜，一锅一锅地煮，用蔬菜代替粮食，每个人吃一碗青菜再吃饭；还有就是野菜或者野蘑菇煮来充饥，能想的方法都想。尽管这样，母亲自己常常只吃半饱，饿着挨过一天。有时候剩下一些冷菜，没有人吃，我们要倒掉，母亲就说她喜欢吃，别倒。我们家孩子太多，父母都是好客之人，客人来了，不管怎样困难都要弄一两个好菜：有时杀一只鸡，但这种情况少，毕竟要卖了换油盐，有时是一只鸡蛋，只给客人吃，我们被赶出去，不能看着客人吃饭。母亲像魔术师一样，在每次招待客人的时候弄一点好菜，我想她一定费尽了心机。

一个九口之家发烧感冒时有发生。这个时刻，母亲总会用她一贯的方法：泡脚刮痧。先是烧一锅热水，水热得不得了的时候把我小小的脚按下去，我大声喊“太热了，太热了！”她才不管。这个时候她会用成年人强有力的双手把我小小的脚一直按在热水桶里，怎么喊她绝不松手。大部分时候这么一泡，头痛就好了，实在不行就刮痧，也没有什么刮痧板，直接用一个杯子刮，刮得我撕心裂肺的喊，但是她照刮不停，这是她治疗百病的方法。

九口之家的穿也是个大事。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帮我兄弟姐妹纳鞋底的情景。她用一层一层的布料压在一起，然后一针一针穿线做成鞋底，一双鞋的鞋底都不知道要多少劳动。后来我大姐朱学英，再后来我二姐朱国英也开始纳鞋底，下半年农闲的时候或者上半年下雨天，她们就在家里纳鞋底。她们做的鞋我都穿过。

母亲信佛，据说是嫁入我家后，受奶奶的影响。每天早上烧香敬先祖牌位。到我开始懂点事之后，她会在初一和十五敬先祖，这个时候买不起香，但是做好的饭菜热气腾腾的端上去神堂放一放，敬列祖列宗。也许是文化程度低，传统思想一旦进入了就根深蒂固，所以几十年佛性不改，教育我们多做善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一生虔诚不改。她说做坏事有报应的；清早不要说什么死字，不吉利。村里任何人家有大灾小难，她都会去看看，有时两个鸡蛋，有时几角或者一块钱，或者半斤糖用纸包着去看望和安慰。这些事，在水家冲本属人之常情，反映的是农村人普遍的淳朴善良的一面。只是我母亲是带着佛心的信仰而去，就显得更加诚恳，就会让受难邻里感受更多的安慰。文革时期，烧香敬佛是“反封建破四旧”的对象，她既听不懂，也没机会听。后来我参加工作，回老家，每次带些吃的礼物，她也会分给邻居吃，或者给我们下一代的侄子、外甥女、外甥等等，她自己常常不舍得吃。她并且要求我去探望村里生病的人，还要求我拿多少钱，好像我有用不完的钱。有一次还让我生气了，她让我去看某某人，说人家生病了，要拿五块钱给人家，另外要给父亲拿十元，父亲没钱了，姐姐家困难，要我去看看，拿五块。参加工作的初期，四十块钱一个月，没有任何其他收入，真的处处要量入为出，所以她这样一安排，我的压力就大了，发了脾气。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许多人生活困难，农村有乞丐乞讨。他们来到家门口，伸出一只碗，只求施舍。母亲不像一般人那样，给一碗饭把叫花子打发，不让进门，叫花子通常只能右手一根打狗棒，左手拿着一个碗，站在大门口。只有母亲是例外，她会邀请乞丐坐下，装好饭夹好菜，坐着慢慢吃。这些乞丐走村串户，长期衣服不换，身上不洗，散发难闻的气味。母亲总是若无其事，好像他们是客人，走的时候还要去米缸里舀一大碗米倒给叫花子，再送他走。有一次来了一个瞎子乞丐，一根棍子边敲边走来到我家门口，母亲拉着他的手进门，先给他吃饱，照例倒了一碗米给他，但是这个时候天色已晚了，母亲跟乞丐说，你就在我们家住一晚吧！母亲腾出一个床铺，铺好被子把乞丐安定下来。

母亲有点重男轻女，所以我的两个姐姐，一个妹都没有读什么书，没有一个读完小学。但是对于儿子，她就特别关爱，我们几兄弟除了我哥哥送去当兵，我和两个弟弟都读到高中。对儿子的称呼总是满崽，这在我们家乡是对小孩的爱称，她几乎不叫名字，总是满崽满崽的叫。对女儿就没有这么亲，都是直接呼名字，所以小时候物质虽然贫乏，但母亲和两个姐姐的爱意浓浓，让我感到很幸福，而其他同龄人就没有这种情况。人们说幸福是比较来的，指的就是这种情况。

母亲从小对我不仅是爱还有夸。她总是夸我聪明，扑风捉影的说将来我会有出息。有一天她跟我说：“满崽，大屋头那个玉成伯伯说你将来会有大出息。”她会把别人一句随意夸奖的话很当真，并且满怀兴奋地告诉我。小学老师来家访，表扬我几句，她会高兴很久，他就感觉老师的话是肯定的，这个儿子有出息就成了他的一个信念，长久留在她脑海里，并且隔一段时间就会在我面前提起。慢慢的，我的头脑就树立起一个信念，我将来会有出息。至于怎么有出息法，出息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我母亲也不知道。做母亲的心里想着有一个将来会有出息的儿子，生活自然多了更多的希望和幸福，生活再苦也更有滋味，因为她在希望和期待中生活，使她苦难的生活多了许多微笑。后来我看美国GE总裁杰克-韦尔奇的传记，他母亲也是这样的，里面记载一个故事，小时候杰克-韦尔奇口吃，他母亲说：“因为你太聪明，说话的速度赶不上大脑，所以口吃。”

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文革时期社会动乱，给人们的生活造成了冲击，有时连一个最最普通的家庭也不能幸免。村里有个叫福祥伯伯的人，有个驼背的儿子，生活十分困难。有一次，福祥伯不经意间说了几句什么话，大概意思是，生活怎么这么苦啊！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这话不知怎么竟然给传出去了。大队干部发动群众把大字报贴满了全家墙上，还配有漫画、标语，吓得全家大气不敢出。可怜老两口60多岁的人，一辈子勤劳，唯一的目的是养活全家，却因为一句不经意的牢骚话换来许多批斗。每次割资本主义尾巴，就他们家最彻底，多一根瓜苗也要拔掉，养的几只鸭子也要当场打死，尾巴割得干净。

母亲也有相同的故事。有一次母亲从厕所舀了一些粪便，兑上水给小菜施肥，这是那个时代农村最普遍的做法。有人报告出去，生产队长上纲上线，说是偷公家肥料，因为私人厕所的肥料也是公家的。晚上召集全村社员批判母亲。当然不是坐在台上批斗，我们村也没有那样的场所，只是让她坐在厅屋中间，你一句我一句，接受群众批斗，无非是你为什么偷集体的肥料，私人厕所也是公家的。有人说都像你这样集体怎么搞，还有人说罚她工分。母亲面对四面来的指责一言不发，最后冒出一句：“你们干脆就把我们家的田地分给我们自己种。”这句话一出，更大的更严厉的批判声汹涌而来，什么要翻天啦，要复辟啊，有人甚至要报告大队把她抓起来。好在我哥哥当时在部队，家里属于军属，父亲素有威望，起哄的就是那两三个，最后没有翻起太大的风浪。批斗会开完后全家进家门，内部又开始批判母亲，觉得母亲不该乱说，给家里带来麻烦；我那时太小，只感觉问题很严重，也去说了母亲几句。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比城市温柔了许多，但也不是请客吃饭，至少有斗争，有时甚至严厉的斗争，十几亿人的阶级斗争意识就是那个时代建立的，其影响不知道延续多久。

1971年我9岁的时候，家里终于又凑齐了建房的木材和砖瓦，一番轰轰烈烈的劳动之后，一栋两进四间的砖瓦房终于建起来，结束了一家九口挤在两间房的历史。尽管在文革时期，农民善良和纯真还是有的。按村里的老规矩，一家建房，整个村子每户都要去帮工，至少帮一天，多不限，无偿免费，即便再有仇和矛盾，都会去帮工，大家轮流上，这个传统延续了很多年，文革也没有中断。

全家搬入新房后，我住在楼上。在这个时候我已经有阅读习惯，但是我怎么寻找，家里只有《毛主席选集》。我反复阅读这套书，连注解都不放过。村里几乎借不到一本书，偶尔能读到的就是《华南民兵》杂志。不管什么书，我都视如珍宝。我在最好的读书年龄却无书可读。因为经历过无书可读的饥渴时代，按佛洛伊德的说法，小时候压抑的欲望以后一定要释放出来，所以后来我对书有特别的爱好，视书如命。

                   第三章  中学时代

1

   1975年秋季我入读了和平常乐中学。懂佛教的人知道，常乐是佛教一个词，即弥勒佛常乐我净，心量宽广。后来听老人说，这里过去还真是寺庙，名字就叫常乐寺，周围的老百姓一直把这个地方叫做常乐寺，虽然所有跟寺庙有关的大佛、庙宇、香火台等已踪迹全无，但名字一直延续。常乐中学离我们村的距离有三公里左右，学校背靠一座小山，前面是一片良田，正对面几百米就是一个叫石城的大村子。

  1975年是中国特别的一年。邓小平刚上台不久又被“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反下去。报纸上，头版巨大的字写着“迎接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巨大胜利”。中共中央正式的决议说：“撤销国务院副总理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在那种特别的时刻，中国的老百姓似乎每个人都表示出对政治的热情，每个人都以政治家的姿态在评论着这个事。作为一个13岁的少年，我对政治迷糊，又受政治的影响，但是对政治的真正内容毫无所知。

 我在初中被编到十班，当时整个学校就四个班的学生，我们这个年级就是初十，初十一班。进学校后，比较幸运的是小学老师朱凡山老师从白杜小学调到了这个常乐中学，又做了我的班主任，他把我选为班长。

常乐中学不像白杜小学，这里是更大社会的一部分，跟政治更接近，受政治大局的影响更大，学校的风气在大的政治左右下动荡不安。我记得校长上台做报告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学校，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要求又红又专，从现在开始晴天劳动，雨天上课。”学校在三里远的地方开辟了农场，所有学生晴天全部到农场开垦荒地。荒地的柴草有一个人高，我们这些瘦弱的十三、十四岁的孩子普遍营养不良，要用刀去砍伐这些茂密的杂木，割掉野草，然后又用锄头开垦出一块一块的土地。我的身体羸弱，像一根豆芽菜，难经风雨，难以像同学那样进行轰轰烈烈的劳作，班长自然做不了，改做学习委员。但是一个月也碰不到几个下雨的学习上课的日子，上课成了可有可无的副业。就那么有限的几天上课，老师和学生也没有认真投入，教学处于半瘫痪的状态，宝贵的学习时光不断地在荒废。

我从小学养成的阅读习惯到初中继续延续。初中有更多的报纸可供阅读，我跟教务主任朱咸美老师的小舅子成了朋友，跟着他一起去主任的住房兼办公室里看报，这是我学习和增加文化知识的好机会。我抓紧机会把累积几天的报纸看完，新到的杂志看完，这是我不同于其他同学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学校，我是唯一喜欢阅读的学生。我打听到校长的办公室里有一个书柜，里面有书，鼓起勇气找到了校长，问他可不可以借我几本书阅读，校长打量我一会儿，回答说“可以”，然后打开一个布满灰尘的柜子，里面放着总共大概不到30本的书，我借了一本，是一本关于渔民生活的小说。我一借一还，很快就把所有的书看完，这就是当时这个初中学校能找到的所有的书。我也是那个轰轰烈烈动荡不安的时代唯一希望读书的学生。但是这种爱好阅读当时没有带来任何好处，甚至是一种不求上进的表现，偶尔还会受学校同学的欺负。当时的风气下，那些身材高大，劳动有力气的学生最受欢迎，像我这种身体本身虚弱弱小，劳动不行，只会看书看报的学生受歧视。有限的几节课勉强讲一些最基本的内容，绝大部分同学也不会听懂，学校自然也没有什么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教材本身就简单，就是那么薄薄的一本教材，也是走马观花式挑一些内容讲给学生。

2

我很尊敬的朱凡山老师，只在常乐中学教了很短的时间，到了第二个学期就不知道调到哪里去了，我在这个学校失去了依靠 ，没有其他老师像朱凡山老师那样喜欢我，我成了边缘化的学生，劳动力排在倒数几位。

初中最痛苦的除了劳动，还有饥饿。每餐只有限量的三两米饭，每周从家里带一玻璃瓶装的腌菜，每一餐就从瓶里弄一些出来就算一餐的菜，几乎没有营养，这无疑会影响这些十三、十四岁少年的发育和成长，所以当时我的个子矮小，身体弱不禁风，这是一个原因。当时坐在教室常常盼望着下课，下课钟声一响快速跑到食堂，我们太饥饿了。

1975、1976年，处于文革末期，大的政治环境仍然混乱，学校的小环境就是学生不读书，学校不抓教学。那段时间放一部叫《决裂》的电影对整个社会教学起到很大的副作用，对读书无用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刚好我父亲也看了这部电影，并且我们一起去别的村子看的。父亲看完后在家里跟我做了一次谈话，他说你看了电影，你知道光读书有什么用，你不要光注意学习，在现在社会没有用的。我不知道父亲哪来的政治觉悟，哪里来这么高的政治敏感性，因为我同样看电影，同样看到那一幕：农业大学里，一个教授正在给学生讲课，课的题目叫：“马尾巴的功能”，这个时候，一个附近的农民，刚好赶一匹马路过，而马偏偏走进了教室，上课的教授停下了讲课，讨厌地对老农民说，出去，出去。故事是在嘲笑上课讲“马尾巴的功能”的教授，只重视理论，不重视实践。我看完并没有什么感觉，只会作为故事看完，并没有能触动我什么思想，也不会影响什么行为。教授在课堂讲“马尾巴的功能”很正常，他把闯入教室的马赶离教室也很正常，并没有想到什么实践重要，读书不重要，理论不重要等等。但是父亲经历过几次政治运动，并且在政治漩涡中受过冲击，对政治特别敏感，他怕我在学校犯错误，要我不要只会读书。电影里面，上大学录取学生只看手掌，看有没有劳动形式的老茧，有老茧就录取，没有就不能录取，对他的思想触动很大，他提示我紧跟国家形势。国家大的形势是，不学习少学习，多劳动。他怕我掉队，怕我被时代抛弃，虽然我只有13岁，还没有进入社会，谈不上被社会抛弃，但是在他心目中社会大的方向就是这样，以劳动为核心。

学校对大部分同学来说只是一个活动场所，只是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应享受的资格，所有贫下中农的子弟都可以进入初中和高中，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只能上到小学，再读下去就被学校拒之门外，所以能进入初中学习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的权利，虽然学校几乎不读书，不学文化，但学校终归是学校，可以多认识几个字，这是大部分家长对学校的希望。大部分家长不完全清楚，这个学校其实已基本成为一个农场，这些十三、四岁的学生经常要挑着跟他们肩膀一样高的粪桶去给庄榢施肥，粪桶太高，人太矮，他们几乎是边走边拖着前行，跟他们弱小的身躯相比，巨大的重量压弯了他们没有完全发育好的腰，有些人因此终身成了驼背。

1976年我上初二，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其中一件最为轰动，这就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逝世。学校的气氛马上进入一种悲哀的情况，女同学抱在一起放声大哭，男同学也脸色沉重。我们发自内心热爱毛主席，他是我们的大救星，但是现在却永远地去世了，中国怎么办啊？当时学校没有电视，但是可以收听广播，广播员的低沉悲哀的声调播出相关消息，悲哀的气氛更为浓厚，这种气氛似乎直接由北京传到这偏僻的学校。

1976年另外一件大事就是唐山大地震。虽然后面论证了几十万人的死亡，但是当时对全国人民的影响远没有毛主席逝世大。我在广播上听到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报纸上也天天报道解放军进行抗震救援。

到了1976年下半年，报纸和广播上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播音员用有力激昂的声音播出来，更让人气愤，“四人帮”篡党夺权，想颠覆国家，从而更加拥护党中央，我们伟大的党再一次胜利了。

3

初中最后一个学期，也就是1977年上半年，形势似乎一下就起了变化；先是劳动已经越来越少，上课越来越多，学校的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后来又传来了要升学考试，考不上的同学就面临进入不了高中的命运，必须回家种田。这些十四、五岁的农村孩子心头的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因为他们还太小，他们知道回家后的结果，深知他们几乎没读什么书，还在文盲的边缘，过去升学不用考试，他们还可以随大流到高中再读两年，至少摆脱文盲的命运，现在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他们一下子紧张了起来。同时他们知道，自己的基础很难应对任何哪怕最简单的升学考试，所以整个毕业班都笼罩在紧张的气氛当中，老师也开始正正规规地给学生上课。

学生们的基础太差了，老师要把四个学期的内容在一个学期全部讲一遍，因为这些学生几乎没有基础。在同学们的气氛感染下我也开始紧张，但是我的基础好，可以跟上老师的节奏，老师认为我是成绩最好的学生，所以在接近升学考试前给我安排了一些劳动，比如帮学校运送物品之类的。老师安慰我，你不用紧张，你有书可读，你考不上谁还考得上！

时光很快就到了临近毕业，我们全体同学真的要去桂阳县第六中学参加升学考试。我记得一道大的数学试题是这样的，学生在圆形跑道跑了三圈半，跑道的半径是50米，他一共跑了多少米？就这样的题目，我估计大部分同学都没做，因为做完后他们都说太难了。我对自己有信心，就像老师说的，我考不上谁还能考上呢？但是自己能不能进入高中，也没有把握，谁知道录取多少学生，谁知道除了成绩以外，还要附加什么政治条件呢？

4

1977年参加完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后不久，我们就正式初中毕业了，各自回到家里等待高中录取的通知。对这些农村的孩子，他们眼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被录取,下半年继续高中学习，另外一条就是回家种地。文化大革命中升学的秩序完全被打乱，只要是贫下中农子弟从小学到高中都可给一路升上去，不需要任何入学考试，也不需要诸如平时考试成绩，因为平时也几乎不考试，老师也不敢随便出题考学生，否则被认为重业务，不重政治。现在形势逆转，这些从来没有经历过正规考试的学生一下沮丧了，升学之路一下被阻碍，我们都阴云密布地离开了学校，去度过即将而来的前途未定的暑假。

水家冲村有两个同年级的，除了我，还有一个叫朱峻军，跟我上下差三个月的年纪，两个人一同长大，一同读小学，一同读同一个初中，现在我们也一同初中毕业。我跟他同村，但是家庭情况不一样，我们在一起的机会不多，但是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他老实本份，一直就是老师喜欢的规规矩矩的学生类型，我活跃机灵，喜欢看书。现在我们都被同一个问题所困扰，能不能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我们的担忧比其他人更严重，因为我们一直在村里是被一致认可的优秀学生，也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一直是暗暗的竞争者，如果我录取了，他的面子放哪里？他就必须回家种田去，去面对村民疑惑的目光：他有高中读你没有高中读，他的成绩好，你的成绩差等；同样如果他录取了我没录取，我也会面对同样的质疑。所以整个暑假我们都在不安中度过。每次我们在去各自干农活的路上，碰到都会相互试探对方是不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他会说：你肯定收到了，我会说没有，可能你收到了。整个暑假这两个虽然一个村，但平时很少交往的学生都在这样试探着对方，这种猜疑一直持续到谜底最终揭开，我们差不多在同一天收到录取通知书，不过不在同一所学校。

5

1977年下半年，我如愿进入了桂阳县第六中学高中21班。当时的学生分寄宿生和通学生，两者的区别是寄宿生住在学校，通学生住在家里；在学费上寄宿生一个学期15元，通学生一个学期10元。我本来应当读寄宿，但因我家里只有十元钱，所以开学后我就跟老师说，我只能读通学，每天回家住。班主任欧阳占全老师过问了我，但是他也爱莫能助。就这样我每天来来回回，大概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家里不知道是卖了几只鸡还是卖了一些小菜，终于凑满了五元钱，我再读回寄宿。

升学制度的改革给学校注入了活力，给老师和学生带来了空前的积极性，什么农场，什么劳动之类很快再没人提起，大家每天关注的只有成绩，每个学期都有各种层出不穷的考试，什么阶段考、期中考、期末考等等。考试结果就会把成绩悬榜公布。这个时候我的名字便频繁地出现在悬榜名单的前面，一般都是前五名。为了表扬优秀的学生，学校经常会给成绩优秀的学生发奖品，我基本每次都获奖，比如一块毛巾，一本笔记本，一本字典等，获奖之后，我把奖品带到家里给父母看，让他们高兴。

桂阳六中是桂阳县的第六所中学，位于和平乡政府所在地和平墟。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政治上有问题”的老师下放到这个农村中学，一些过去被打成右派平反的老师也安排到这里，而他们往往是最优秀的人才，所以这个学校的师资一时可以用人才荟萃来形容。比如物理老师李麟、化学老师陈光爱、数学老师王柏增、数学老师欧阳占全等等，更重要的是来了一位优秀的校长刘列河。

刘校长来自于部队，身上有一股不怒自威的气质。在刘校长来之前，附近村民中的地痞流氓经常来学校惹是生非，或是殴打路过的学生，甚至欺负管事的老师；刘校长来了后，不知用什么方法，这些事情再也没有发生。地痞都怕刘校长，我们也没看到他用什么特别的方法，比如教训了他们一次，反正从此学校就安宁了。刘校长还有一个能力就是让整个学校的老师也怕他，没有一个老师敢乱说话，乱请假，不备课等等，我们同样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没见到他批评某个老师，但是他就有那种自然散发的威严。

高中的学习真的太紧张，外部气氛空前的高涨，人们反复谈论某某村的考上了大学，学什么专业，将来管理国家什么事情，连种地的农民都在谈论这些事，给我们这些学生极大的刺激。学校连续不断的悬榜排名激励得学生你追我赶，生怕自己的名字掉下去。每一个同学，特别是那些成绩排到前面的学生更为紧张，他们真的希望挤掉睡觉的时间，事实上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娱乐和休息时间了，只剩下有限的几个小时睡觉，大家真的希望把睡觉时间也用在学习上。

农村中学的条件十分简陋，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学生晚自习每个学生一盏油灯，晚自习结束回到大寝室，大部分同学还要点油灯继续学习，直到老师过来督促睡觉。有时还要第二次第三次督促。他们的时间太紧张了，在两年时间内，要把小学和初中的知识补齐，然后再把高中的内容学完。因为实际上，绝大部分同学的水平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他们要补充这些知识，然后才能顺利地学习高中的内容，比如学习函数，学代数等等。我作为少部分优秀的学生，也要补充过去没有学到的知识，其他同学可想而知。我们通过题目的练习，不断强化弄懂小学、初中、高中各阶段的应当弄懂的知识，然后再去迎接最终的高考。

我的少年时期、小学阶段是幸福欢乐的。我是一群孩子王，同时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欣赏，父母和姐姐也喜欢我。到了初中，我就没有了那种无忧无虑的幸福。在劳动上的弱项，打击了我的自信心，身体又是十分的虚弱，除了报纸阅读让我增加一点阅读的乐趣没有其他事让我开心。到了高中，升学制度改变后，浓厚的学习气氛焕发了我的斗志，贴在墙上的红榜名单让我找到了自信，老师的鼓励，父母的鼓励，让我有了更高的自信和热情投入学习。其中几件事更加让我露了脸，出了名。

时间大概是1978年下半年，有一次，附近五个乡的30多个初中和高中的数学老师在我们学校考试，不知道校长出于什么想法，他让我也进去一起考，我是唯一的学生，参加这场只针对老师的考试。考试的结果大大出乎意料，我的成绩竟然远超过了所有老师，达到了80多分，而其他老师成绩最好的也就70多分。当然这不是高考，也不具备权威，校长也只是随便要我去试一下，但是这一试至少也试出了当时乡村中学老师的水平。另外一件事是1978年上半年组织了一场由附近三个乡优秀同学参加的数学比赛，三个中学各派十名代表参加，比赛的结果我获得第三名，第一名王凤金同学是公认的数学天才。比赛后成绩照样悬榜公布，并且召集全校师生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获奖的五名同学走上主席台，每个人佩戴大红花，根据名次获得相应的奖品，这是我一生第一次在几百个学生面前坐上主席台，也是第一次佩戴巨大的大红花。

6

1978年社会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中篇小说：《第二次握手》。小说写了知识分子的生活，整个社会对知识以及对知识分子的崇拜空前的高涨，知识分子的春天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来了。后来报纸上又发表了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引起了一股科学崇拜的热潮，科学家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明星，陈景润的名字家喻户晓，求知求学是整个社会最高尚的事。很多人上衣口袋挂一只钢笔，有些人挂两支、三支表示自己是有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一扫卑躬屈膝的阴霾，扬眉吐气，真正成了这个社会最受人尊敬的人。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学生，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能考上大学，能成为大学生，将来你为国家的科技攻关。但是这么一个理想，能不能实现，要由高考决定，高考是决定人生命运的一道坎，这道坎过去了就柳暗花明，前程似锦，一朝看尽长安花；失败了就要回去种田 ，脸朝黄土背朝天劳动，没有其它的路可去。

7

尽管我们把时间想紧紧抓在手里，一分一秒地去珍惜，拼命地学习，在离高考那道决定人生命运的关口前再多留一些时间学习，把学得不够的内容再补一补,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但是高考的时间还是越来越近。到了七月的某个时间，全国几百万的毕业生终于走进了考场。当时参加高考的还有许多捧书复习的历届高中初中毕业生，大家一起去过人生命运的独木桥，在同一个时期,考同一个内容。高考在全国各地牵动着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心以及整个社会的心。

考试前一个星期左右，母亲去集市上赶墟卖小菜，刚好碰到了我。她拿出一块钱买了十个生的鸡蛋交给我，说：“满崽，你好好补一下。”这是我考高前唯一吃的补品。高考毕竟不是普通考试，再厉害的学生也不敢说这题目太容易了，尽管我们之前已经进行了各种模拟考试，几乎每周一次，但一场高考下来还是遗憾，很多没做好。最难是化学，能考到及格的学生少之又少，每个人都说化学考试太难了。三天五门课结束后，全体同学深深的松了一口气，不管考得好考得差，终于可以放松休息了。

考完试的那天晚上，我们重点班18班的许多同学三三两两来到了操场上，在篮球架下面有两年来的第一次聊天。大家都没有什么把握，有同学说不想读农业大学，有些同学说不想读师范大学，但是成绩没出来，你想上这些学校也不一定能给你上。

高考的成绩大概八九天后就出来了。当时的高考是国家最重大的一件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已经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先生亲自主导恢复高考的工作，亲自主导各项与高考相关的政策和措施，所以作为文革后拨乱反正的一个重大事情才进展得那么顺利和高效。成绩公布的结果共有16名学生达到录取分数线，两名上了本科线，其他上了中专线，我就是16名上线的学生，但是只上了大专分数线。

学校的喜报贴到了人流最高，最显眼的和平圩上，考上的人，姓名、分数、属于什么乡、什么村写得清清楚楚。信息口耳相传传到各村各队，大家一时田间地头，饭前饭后，街头巷尾，行商坐贾谈话的主要话题就是这些高考上线的学子。什么村谁的儿子考上了，什么村谁的侄子考上了，大家都希望这些考上的学生跟自己有一些或近或远的关系，是自己老表或者老表的舅的儿子，反正跟自己有点关系，因为他们太厉害了，考上了大学，跳出了农门，吃了国家商品粮，他们永远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我们村两个都考上了。白杜村十多个自然村只考上了两个，两个刚好在我们村。朱峻军上了本科线，我上了大专线，这给整个水家冲带来了荣耀，也给白杜村带来了荣耀，似乎一下子水家冲村民的腰杆子都更硬了，说话更自豪，虽然他们照样种田，照样过原来的生活，但现在他们有了自豪的资本，他们在跟其他村的人聊天的时候似乎更有底气，他会为自己是水家冲的人而光荣，因为一个村一年可以考上两个大学生。当时的录取人数，和平乡附近的青兰乡和雷坪乡，每个乡只考上了两个，那可是一个有100多个自然村的乡啊，我们村抵得上别的一个乡，我们能不自豪吗？

我们这些上线的学生要填报自愿，选择自己要报考的学校。我的分数线上了大专的线，我没选择大专学校，而是在省部属中专中选了湖南省地质学校物探专业。其实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物探，当时老师不怎么指导学生填志愿，实际上他们自己确实也不懂，我的父母对这些更是一无所知，只能由我自己选，更不考虑什么待遇发展之类，当时我看到地球物理勘探，又是地球，又是物理这两个词吸引我，我就把这个学校这个专业作为我第一志愿，当然还填了第二，第三志愿，但是我从来没有填湖南省水电学校，这个后来真正上了三年的学校。

按照当时的招生流程，志愿填报完后需要去县城医院统一体检。我们上线的16个同学就到了县人民医院体检。命运从这个时候开始给我不断制造起伏的故事，诠释老子道德经中“祸福相依，长短相随，高下相倾，音声相和”的哲学。在我们这16个考生中，15个通过体检，我是唯一检出身体有问题的人，体检表中清楚写着肝肿大两厘米。我们这些同学包括带队的老师都不知道这个体检结果表示什么，只知道我体检出了问题，一句话就是体检没通过。我没有去咨询医生，老师也没有，就带着体检没通过的心理压力，闷闷不乐地回了家，天之骄子的兴奋一下又没有了。

回到了水家冲，回到了家里，把体检的结果告诉了父亲。其实我体检出了问题的消息早已通过同学再通过各种口耳相传的方式传到了父亲耳中，但是他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什么感叹，在他心里，我们本来就是种田的，因为高考而差一点跳出了农门，现在因为体检又被弹回来，没关系，明年再考。这个时候父亲通过乡邻对他的态度，包括赶墟的时候，别人更为热情的招呼他，感到这个儿子的重要。我回到家不久，他跟我说：“不要担心，我去挖一味草药，煲一只母鸡吃了就好了。”他就真的去后山挖了一小捆叫不出名字的中药，把家里一只母鸡煲了汤让我吃了。具体效果怎么样我自己也不清楚，因为尽管体检出了问题，我身体本来也没有什么感觉。从学校回到村里后，尽管村里的人已经普遍认为我厉害，我是高材生，可以上大学中专，吃国家粮，端铁饭碗，但是我在家里跟平时一样，每天还要做事，挑水扫地，这是我很小就开始，也是乐意做的。这次回家我也开始跟大的劳动力做同样的事情，比如田里的事情，施肥锄草堆肥这些，只有大劳动力做的，过去我是不参与的，因为以前是小孩，不是大劳力，最多算半个大劳力。但是这次他们把我当正规劳动力看待和安排了，我就在劳动中等待有可能到来的录取通知书。

正常的开学日是9月1号，同村朱峻军被长沙交通学院录取，他算是真正的天子之骄，正正规规的大学生了，而我的命运悬在空中，因为我体检出了问题，虽然不是百分之百不能读书，可能上一个不需要强壮体魄的专业，比如说师范学校等等。

全家每天都在盼望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父亲毕竟是聪明智慧的人，他安慰我说，没关系，明年复读再考。我一时也没有确定复不复读，先确定这次的录取通知会不会来。这种等待一直到过了9月1日，其他同学已陆续拿到了通知书，置办好被子皮箱去学校报到了，只有我在孤独的等待。一直到九月中旬的某一天，我正在井水边洗衣服，听到父亲叫喊我小名，声音很大，我在井边也听到了，赶快回家，父亲手上拿着一个信封向我招手微笑着说，你打开看看会不会是录取通知书。我先是看到了长沙韶山路的地址，又看到了湖南省水电学校的名称，边疑惑边拆开信封。我充满疑惑，是因为我记得我没有填这个学校，学校怎么会录取我？况且我体检有问题。信封拆开后，确实是一封录取通知书：朱军山同学，你已经被本校水电专业录取，请于10月14日来学校报到，落款湖南省水电学校。我们全家特别的高兴，一个月焦急的等待，终于有了圆满的结果---

我有书读了！

我跳出农门了！

我可以走出农村到大城市里去读书了！

                第四章  长沙求学

1

1979年10月14日是个特别的日子，这天我迈入梦寐以求的大学生涯，从此将经历许多的人生的第一次。

父亲帮我挑着行李，包括被子席子木箱子以及衣服，10月13日早上早饭后从水家冲出发，堂哥朱深明追到邻近的村子沙林下，喘着粗气，激动着说：“送你一块毛巾作为祝贺上学的礼物。”身上带着父亲东拼西凑的30元钱，路上不时碰到村民，他们都热情地打招呼，对我表示祝贺和羡慕。他们有的说:“好厉害啊，考上了大学。”有的说:“跳出了农门吃国家粮，好了不起。”后来我想，这些羡慕和祝贺之声，在我年轻的心灵，播下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读书人的使命，这个使命从这个时候根植于心。

我和父亲坐长途汽车来到郴州，朱峻军和他父亲也同一天出发，一起投靠在朱峻军一个郴州的远房亲戚的家里，然后我们去车站买了第二天的火车票。我第一次到郴州，明天也将第一次坐火车，甚至也是第一次看到火车，第一次听到火车的轰鸣声。一扇外部世界的神奇大门正在向我这个从未走出过远门的农家孩子徐徐开启。

10月14日下午，我和朱峻军随下车的人流出了长沙火车站，我们一眼就认出了各自录取学校的接待新生的横幅，然后朱峻军去了长沙交通学院的接待站，我走上了水电学校的接待站。一部解放牌的大卡车把我们这些新生接到了学校，从此开始了我的中专学校的学习。

2

湖南省水电学校创办于1958年，是给全省培养水利和水电两种人才的专业学校。文革中停止了办学，学校也成了供电公司厂址，1978年恢复了招生，我是恢复招生后的第二届。学校的地址位于长沙黄土岭，但是这里并没有黄土也没有岭，前面有一条马路通到侯家塘，离韶山路也只有几百米，学校里面只有一栋四层教学楼，两栋四层宿舍楼，另有一栋综合楼及几栋家属楼，教学的老师是恢复招生后东借西调的，从水利厅下面各水电站调来，大部分人过去没做过老师，更谈上不上对某门课的教学经验。

一个从小没有到过县城，没见过世面，面对整个乡村之外的外面世界还是懵懵懂懂的16岁少年来说，一切是那么新奇。长沙市那么大，那天从火车站接学生的汽车走了好久才到，学校比我读高中的桂阳六中大太多了，学校门前的马路上车子很多很多，公交车几分钟一趟，学校对面的雨花电影院以及省广播电台，这些对我来讲都是种神秘新奇，神奇之门在慢慢打开。

关于长沙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情况，我是经过很久才知道的。这里曾经是汉朝思想家贾谊住过的地方，而贾谊因为年纪轻轻就写出万古不朽的文章而为读书人崇拜，他的《过秦论》，《陈政事疏》成为课本的范文让今天的学生阅读。唐朝诗人李商隐特意写诗感叹贾谊，“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二十多岁就因为才华出众，受朝中大臣嫉妒，外放长沙。长沙还有蔡锷墓地，黄兴墓地，作为创立共和的功臣，把他们安葬在长沙，可见这个地方的重要和良好的风水。长沙还是中国唯一向北流的大河湘江经过的最大城市，一般的河流都是向东流，所以毛主席诗中说：“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当然，长沙也是毛主席年轻的时候学习的地方。长沙的岳麓书院因为历史上文化地位崇高而称为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因为发掘了马王堆西汉古墓而轰动全世界，里面的帛书以及其他文物填补了中国文化的空白，而暮主辛追夫人千年不腐，成为世界之谜。

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眼界的开阔，知识的大门也打开了。我学的水电专业偏重于电工电力方向，因为建设一个水电站来说，先是要拦河建坝，这是水利工程，然后利用水力转化为电能，这是水工机械，发出的电能要输送到远方用户，这是电力工程。我的专业是小水电，既学水工机械也学电力，但是以电力为主。

没有了高考的压力和应试教育考试的训练，我的时间和思想得到了解放，求知欲也不断放大。几乎每天晚饭后都会第一个去图书馆看书，如饥似渴地阅读，几乎看完里面所有的书籍。每次我一去阅读室，基本上是等管理员来，第一个在门口等待她开门开灯，然后坐下来阅读，两年时间我几乎看完了里面所有的书籍，除了那些我看不懂的，只要能看懂的那些书，那怕是与我的专业完全无关的书。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古典天文学，并从此成了天文爱好者；有一次看了一本生物学，开始喜欢上细胞以及微生物等等。当时学校刚恢复招生不久，一切都像是一个雏形，图书室其实只有一个普通教室大小，其中有几排书架放满了各种书籍，另外几排书架放满了新到的各种杂志，还有就是几个报纸夹挂在几个架子上，这就是整个湖南水利电力学校所有的图书资料。

 当学校图书室没有什么书可以看以后，我也向别人请教如何到省图书馆借书，并且确实去借过两次，但是路途太远，只好作罢。我不想把太多时间浪费在路上。我也喜欢去书店，大型的书店在黄兴路上，但是偶尔看看，很少买，因为身上几乎没有钱。很多时候身上没有一分钱。公交车也常常是混上去的，因为没有买票的钱；有时买一个四分的车票，多坐几个站，总票价其实达到一角四分，节省了一角钱。贫穷没有限制我的想象，贫穷让我想象怎么少花钱或者不花钱。

当我对书籍越来越喜欢之后，关于书店的信息越来越多，后来我发现长沙旧书店就在新华书店不远，规模不是很大，那边的书的价格只有正常书价格的一半不到。所以后来我去旧书店的次数多过新书店。从黄土岭到金盆岭的路上有一个下坡，下完坡之后的路边上有一家私人开的书店，他们进的书很有特色，吸引我们这些年轻学子，因为离学校一里路左右，不远，不用坐公交车，所以也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大部分的时候只是去看看，不买，也没钱买。

在省水电学校，当时招生来的学生跟全国其他大学一样，年龄有大有小，大的可能已25岁，小的却只有15岁，因为很多不是应届高中毕业。大家上了中专后思想往往有个想法，已经成了国家人才，端上了铁饭碗，过上了旱涝保收的生活，因此大部分同学从此迷失了学习方向，不想特别努力，考试追求60分万岁，而课程内容非常轻，作业也非常少，因此许多学生开始放松。有些人会朝一些个人爱好发展，比如学一些古典诗词，学一些历史。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全方位学习，我什么都想学。入学不久我开始喜欢学英语，并且定下目标一定要学好英文。我在农村的中学几乎没有学过英文，高考的时候英语不算分数，进了中专以后，几乎是从26个字母开始学习。当时广播电台正在播一个英文教学节目，每天两次，我就收听广播，学习老师的发音，终于学会了音标，同时开启了每天早晨起床背英文单词的历程，这个习惯后来一直坚持了不知多少年。

3

开学后不久，另一个想法也在我头脑中产生，我觉得一定要到更高一级的大学去学习，至少要完成大学教育。我觉得中专的教育太简单，每次我坐在课堂上，我都没什么兴趣听老师讲课，觉得老师的内容太简单，可能十分钟可以讲清楚的内容，他要讲50分钟，我经常不跟老师的思路走，自己掌握节奏，看其他课外的书，这是我在课堂上经常发生的。当我有想法要接受高等教育之后，就开始有意识地继续学习高中的数理化，我的想法是在适当的时候再参加高考，考入大学，但是这个不能急，因为我现在已经迈入中专，已经有一定的地位，不能轻易放弃，大学是锦上添花，但是我心想一定要达到它。

 我是学校中少数具有强烈求知欲望并坚持学习各种知识的学生，其他学生最多有单一方面的爱好，然后顺着这个爱好去学习，历史、诗词、书法、英文、小说等，很少或者几乎是没有一个像我这样对所有知识抱着强烈的求知欲望，并持续认真学习，不浪费一分一秒，并且这种珍惜时间的观念成为一种信仰一直延续下去。

  高考体检发现的问题让我虚惊一场，没有上我填的地质学校地球物理勘探专业。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专业其实就是野外找矿物，是一个非常艰苦的专业，通常少有人愿意报考，因为不仅辛苦并且常年在野外居无定所，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当时身体查出了毛病可谓是因祸得福，一件坏事变成了大大的好事。因为学水电要么在水电设计施工部门工作，比如设计院，水利局，要么在水电管理运行部门工作，比如管理局，供电局这样的机构。他们的条件比起常年野外作业的物理勘探不知要好多少，所以我人生打击的第一步竟然因祸得福由地质学校转到了水电学校，并且转得很自然，不需要任何关系和门路，印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祸福相依的人生哲学。古代寓言说一个老人丢了一匹马，这可是非常大的事情，因为马在古代就是生产工具。村里的人都来安慰他，老人哈哈大笑，说你们不要安慰我，这或许是件好事。过了几天，他的马返回来了，并且这匹母马还带回一匹公马。这个时候全村的人都来祝贺他，老人脸色沉重的说，这或许是件坏事。果然，他儿子在骑这匹新来的马的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腿。庄子把这个哲学诠释的更好，他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你永远都不知道你得到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庄子说，那养猴子的人通常早上给猴子喂三升玉米，晚上喂四升。时间久了后猴子觉得太少。养猴子的人就说，那就早上四升晚上三升，猴子马上欢欣鼓舞。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得，但是却一悲一喜。人生何尝不是这样啊。

4

进入省水电学校学习后，我开始意识到身体健康的重要，因为由于身体的原因，我没有考入地质学校，并差一点失去了升学的资格，16个高中同学，只有我的身体有问题，不能这样下去，一定要改变。要改变这一点，只有通过体育锻炼。这个信念一旦进入我的大脑，就开始实施。首先做的是早上跑步，每天早上一觉醒来，就会像弹簧一样从床上弹起来，不给自己哪怕是几秒钟的犹豫，所以我差不多是起床最早然后跑步的学生。跑步的路线是从黄土岭到侯家塘，来去五公里左右。当时我没有手表，无法知道时间。有时候自己起太早，到了学校门口，大门没有开，就敲门卫的门让她开门。这个门卫是班主任谢老师的太太，有一次谢老师来开门，看到是我，眯着眼睛在昏暗的路灯下看手表，然后他说：“朱军山，怎么四点就出来跑步，先去休息吧，六点后再来。”我通常是校门打开后才出门跑，但是确切时间不知道。绝大部分情况是我跑步回来，天仍然黑的；很多时候我跑步回来，洗漱完到教室里看书很久天才亮，而我的大部分同学才起床。

天没亮就跑步，有一个麻烦就是路灯下太暗。有时候树遮住了光线，看不到有人骑车过来，因此几次被自行车撞翻。每次我爬起来，反而对骑车人说对不起，看到没流血继续跑步，骑车人继续前行。跑步使我的体质慢慢增强，这更加强化了我跑步健体强身的信念。当时学生中参与跑步的人相互虽然不打招呼，但整个学校谁经常跑步，我们都相互有印象，有些人偶尔跑，有些人经常跑，但是像我这样坚持不懈，不论刮风下雨下雪从来不停的同学则只有我。比如下暴雨，这看似不能跑步的天气，我照样跑，淋湿就淋湿，回头换掉就行，其他小雨天气更不在话下。下雪天也一样，下雪天不是多冷的问题，而是太滑不好跑，但是我依然会跑，只是稍慢一些而已。我跑步还有一个要求，就是短裤背心。一方面是当时我没有什么可选择的衣裤，另外一个原因也是要磨练意志力。长沙的冬天有时到零下十度左右，上早班的人都穿着厚厚的衣服，戴厚厚的帽子，围着围巾，戴着手套。有时他们会在公交站等车，见到一个人穿着短裤背心迎风跑步，真的大吃一惊，像看着怪物一样看着我。 

随着跑步锻炼的坚持，带来的结果是身体明显感到越来越好，入学时的神经衰弱没有了，微微的驼背变直了，人更有精神了，起早床更有干劲了。后来我一直把起早床当作人生习惯，并享受带来的感觉，几十年不变。

在水电学校的另一项锻炼是洗冷水浴。有一天我从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毛主席年轻的时候经常洗冷水浴锻炼，增加自己意志力，锻炼自己身体，所谓文明其思想，野蛮其体魄。我开始学习毛主席年轻时的做法，洗冷水浴。我的做法是清早跑完步然后去浴室洗冷水浴，但是这个时候浴室门是锁的，好在浴室外有一个龙头，我就在外面的龙头下洗。冬天寒风呼啸，冷水淋在温热的身体上升起一团雾气，身体开始的反应是冷，然后便发热，几分钟后穿好衣服，浑身发热，感觉非常好，这对人的血液循环会非常好。后来我看了一本日本人写的书，专门介绍冷水浴，说是冷水刺激皮肤，让毛细血管收缩再膨胀，相当于血管锻炼，另外身体激起内在的反应，必然产生大量的热，使内在功能激发，抗寒能力更强。皮肤受冷水刺激使血液增加，促使血管更为通畅，增加皮肤光泽，减少老人斑等等。

   学校的澡堂对着供热水的锅炉房，有时很早就有人来打热水，我在外面洗冷水澡，他们就能看得到，因此我改为晚上洗冷水浴。晚上九点后热水供应没有了，澡堂附近一片漆黑，冬天穿着厚厚的衣服，一层一层脱掉，然后冲到水龙头下快速淋浴，几分钟后再一层层穿上，整个过程也就不到十分钟，但对人身体的锻炼和意志力的锻炼很大。纸包不住火，同学们都知道我洗冷水浴，都非常佩服，因为长沙的冬天实在太冷了。

我在水电学校，国家助学金每月15元，这个刚好是我的伙食费，其它的花费，包括每个学期的书费和来回老家的路费要自己付。我家的经济条件困难，我的身份的改变并没有马上带来经济状况的改善，身上几乎是没有钱的，有时连一张八分钱的邮票钱也没有，也要借。家里经常也不给我回信，一个学期末要放假了，我问他们要路费，他们会寄个十块钱左右当路费。长沙到郴州普通票价不到六元，如果是快车的话加几角，但是我从来没有加快过，每次总是慢车回家。贫穷限制了我的许多行为，读书期间没买过一件衣服，也没有在饭店吃过一次饭，哪怕是一碗面条，也没有参加过任何花钱的活动，唯一的花钱就是买一些书，另外就是为了学英语买了一个收音机，那是有一个暑假在学校留守，学校发了一些补贴后才买的。虽然贫穷，但不悲观，反而每天充满着希望，每天过得非常充实，也很愉快。

因为一本古典天文学的缘故，一段时间我喜欢天文学。先从观星开始，认识天上88个星座，这些星座布满整个苍穹，任何时候，天上只能出现一部分星座，有些星座只能在下半夜升上天空，所以有时要半夜观星，这样认识的星座才多。有一次我正在楼顶观星，晚上那么晚的时候，有个人看到，上到屋顶，看到我后相互对视了几秒，我说在看星星，他看到没什么问题就离开了。我猜他开始一定以为我要跳楼。天文学扩大了我的想象，地球上几百、几千公里的距离，在天文学上真是连最小的误差都不止，他们以光年来计量，光一秒是三十万公里，一年走多少？最近的恒星离我们4.6光年，银河系直径十万光年，而地球到月球距离38万公里，地球到太阳1.5亿公里，天文学家把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定为一个天文单位，所有这些天文学知识让我掌握了。

  水电学校当时学制两年半。毕业前我们全体毕业生要做一个体检，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任何问题，同学谭湘清却出现了问题，在同学中引起了一些惊慌，跟我当初查出毛病一样，大家对医学一点不懂，也不知到底查出了什么问题，后来因为这个原因，谭湘清同学分配到一个非常偏远的县区工作。对于大部分中专学校毕业生来说，基本上还是分回自己的县里去，但是毕业前也搞了一个毕业去向申请，我就直接写了回老家去工作，因此而受了老师表扬，让我上台发言，作为同学的榜样。因为当时很多同学希望留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而我来自于农村，觉得回到自己老家的县城去工作也很光荣。后来我还真的就分配到了湖南省桂阳县水电局工作。后来的情况是，大部分同学连水电局都留不了，分到了真正的农村水电站去工作，我的去向相对还比较好。

第五章  桂阳八年

1

1982年我毕业后先到郴州地区水电局报到。我们一个地区毕业的同学总共有十个左右，在宾馆住了两天就由地区水电局把我们又分配到下面的县。我分到桂阳，其他同学有的分到其他县，但是大部分回到各自的县。

   我拿着地区的介绍信到了县人事局报到。人事局简单地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没什么。当时我的头脑没有任何想法要去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待遇好，什么地方舒服，什么地方有前途。思想简单得像杯白开水，因此无论是学校的毕业去向申请，地区的领导问我们有什么意向，还是县人事局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都说没有，从来没提什么要求，事实上也提不出要求，因为我并不知道什么地方好，什么地方不好，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

   我来到了水电局报到，办公室主任简单问了我学什么专业，然后带我去见局领导。这是我第一次见单位的领导，因此特别紧张，整个过程低着头回答问题。领导简单交流后说你就在电力股上班，然后又领我去见了电力股长。单位暂时没有腾出住的地方，我去了县城里唯一的一个亲戚，一个姑姑的家里住下来。报到后几天赶上了1982年农历春节，我就回老家水家冲过节去了。

水电局这个机构的状况我是后来通过一段时间才完全清楚，大概有三十几个正式的工作人员，比如水利技术员、工程师等，还有电力技术员、电力工程师等，还有几十个临时工作人员，局里下属还管理各个水库和电站，包括县城的供电公司，还有移民办。

   局机关主要是两个业务股室，水利股和电力股。水利股是管理县水库和相应的灌溉渠道，小一型二型及中大型水库，而电力股管全县水电站建设，这就是我工作的部门。

1982年整个中国虽然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工农商学兵慢慢走上了正轨，农村已分田单干，个体工商也开始出现，但是意识形态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解放，机关开会以及谈话还有许多文革遗风，比如开会前会学一段中央领导讲话，一个会开下来，假大空话多数，实质内容少。我是听听，很少发言，股里面不到十个人，开会的时候除了一个女的和我，其他人每人一根烟抽着，小小的会议室里弥漫浓浓的烟味，每个人都一根烟接着一根烟地抽。

2

我进局里工作不久，领导派我去当时正在建设的白水电站去管理和指导工程。电站的地址位于白水乡境内，离白水乡政府还有八公里左右，设计装机三百千瓦，水头五十米，渠道长三公里。

第一次去白水，由股长欧阳植友工程师带我下去。他通知我某日到流峰乡政府与他会合，他先我一天到达了流峰，但是第二天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搭便车自己先到白水乡去了，所以我赶到流峰乡的时候，他早已离开。我问周围的人怎么才能赶到白水乡去，他们告诉我先在流峰车站坐车到塘市乡，再由塘市乡走路或坐车去白水乡。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即下来的困难，马上到流峰汽车站，买了去塘市的车票，坐上了到塘市的班车。

下了车之后，我就问当地人，现在我要去白水，怎么去，有什么车。他们回答说白水不通班车，你只能走路。我问他们有多远，他们说有五十多里。当时已经是下午，我毫不犹豫马上就开始走路，对五十里是什么概念完全不清楚。事实上我从来没有走过二十里以上的路，没有概念，心里只想着一定要赶到目的地，从来没有往困难方面想。当初我的困难是既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因为在县城里连早饭也没有吃，中饭就更没有吃，也没有地方和时间吃，也没喝水，因为赶路我几乎没有停下来。我是人生第一次来到这些地方，不熟悉任何人。对全县地理也一无所知，对于我要去的白水乡方位以及路程远近也毫无概念。我后来才知道，从塘市乡到白水乡五十五里山路，中间要经过一座很高的山，海拔1000多米，而白水电站离白水乡政府还有十五里，也就是说我当天赶到电站的路程共有70里山路，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困难。但在当时，我对困难两个字真的没有概念，我只想到今天赶到白水乡跟领导会合。许多年后我看一本叫《致加西亚的信》的书，里面的一个叫罗文的中尉，接到任务，要把一封美国总统的信送给一个叫加西亚的将军，唯一知道的信息是他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地址。但是罗文没有推脱，并且最后做到了。所以书的前言说的话教育和鼓舞了成千上万的人，这句话就是：“世界上到处都是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的人。”一个人不光要有能力，而且要不畏艰难，否则可能才华横溢却穷困潦倒。我当时虽然还不知道罗文的故事，但是确实有他的精神。

我带着简单的行李，一个人爬涉在山路上。走了几个小时后我看到一个叫林业检查站的地方，实在饿得不行，进去跟他们说我是水电局的员工，现在要去白水乡，能不能让我吃点饭？他们打开铁锅，里面剩了一些冷饭，他们装给我，又从另外一个锅里夹了一些菜给我，我从兜里摸出一块钱给了他，他也收下了，交谈非常简单，似乎很默契。我相信过去也有其他人发生过这种情况，因为五十多里路程中间只有这么一个地方有人住。

 吃完饭以后，我就有力气继续赶路。这个时候天快黑了，他们告诉我还有二十里路，我没有做任何休息，马上出发。等我赶到白水乡政府的时候，已经是家家户户点着灯火。我赶到乡政府，他们告诉我欧阳工程师已下了电站，要我直接去电站。我毫不犹豫又马上出发往电站方向走。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去电站的路是一条沙子路，我完全靠着月光走，好在当时天晴，月光照着路面，可以看得清楚路。接下来的路全部沿着河边，流水哗哗，两边陡峭的高山，偶尔传来野兽的叫声。但是当时我根本感觉不到害怕，也没有做任何停顿，偶尔路边溪水边停下来喝几口水，然后就是不停地走。

我最终赶到白水电站的时候，欧阳工程师看到我大吃一惊，“你怎么来的？小朱？”我回答说“走路来的”，他大为感动，因为我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也就是说这一天，我走了七十多里山路，并且有一半左右的路程是天黑走的。欧阳工程师当时在局里威望很高，这个事情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几次在领导面前表扬我并且在关键时刻为我说话，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下到乡里去工作，第一次去经历这种人生的磨难，第一次人生的跋涉，当时心里面始终没有困难两个字。

3

第一次下去就在电站住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当时电站的施工队是从浙江过来的十几个农民工，他们帮助开挖渠道。我每天到工地去看一下，说不上指导，事实上也指导不了，因为我除了读了一些书本的知识，实际方面知识少之又少，来到工地工作，还不如说我来到工地学习；一个电站工程如何设计施工，分几步等等，当时完全没有概念。后来通过一段时间，这些概念，慢慢在我心里建立，由过去空洞的理论到实际，水电站建设和运行的真正过程才在大脑里确立起来。

在电站工作期间，大部分时间没有任何事情做，我继续学习英语。我写信给长沙的同学，要他们寄来英语学习的书本。每天早上起来就背课文、背单词，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习惯。农村没有电，晚上我会点盏油灯看书。电站里请了炊事员，负责帮我们做饭，我们管理处几个人一起吃，施工队另外开火，相对来说，我们的伙食标准要好很多。有饭吃，有住的，有书看，又有一群人在一起说话聊天，每个月还有工资，这对我来说是幸福不过的事。当时局里规定，下到农村工作的，每天还有几角钱的补贴，而在电站吃饭，他们并不要我付伙食费，所有这些对我简直是天大的幸福，我从来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意，我觉得一切太好了。实际情况是，当时大部分局里工作人员不愿下乡，即使下去也是去一两天就回来了，他们很不情愿像我这样离开机关下去，一住半个月或一个月，他们觉得那样太不方便，而我就没有感觉，我在城里也是一个人，虽然局里有很多同事，但是我并没有融入他们的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这个国家干部，水电局正式员工好像是一个边缘化的可有可无的人。

 我喜欢在农村的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这里远离尘嚣，远离政治。这里你不用因为看到领导而紧张，也不用见到谁又打招呼，这里单纯简单，况且几乎没什么事做，还可以学习。既可以学习专业的知识，也可以每天读英文，每天固定的几个人，十分好打交道。他们尊重我，我没有任何紧张，不用想到对谁特别尊敬，怕一个动作给人家留下不好印象，我自然地生活。

 我在水电局机关的时候，每天要去办公室点卯，其实就是大家坐在一起聊天，没有什么具体的事，但是因为我心里想到学习，点完卯后不久就回到自己宿舍看书。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许是两年甚至五年给人的印象是与众不同，不合众，独来独往等。后来这个事传到我家里，父母非常焦急，母亲要父亲赶到我工作的地方，特别对我进行教育，要我多跟领导打招呼。其实我见到同事和领导也打招呼，但是很不自然。我跟大家没有任何利益的冲突，他们把我当作可有可无的角色，不受关注，自然有好事情肯定想不到我的头上，除非人人都有的利益，其他的好处与我无缘，甚至临时工有的好处我也不一定有。但是我的身份摆在那里，国家正规毕业分配的中专学校毕业生，这在当时是金字招牌，大家也不敢小看，这种人才不多，局机关没几个，大部分是工农兵大学生，这类大学生中也有真才实学的，但总体含金量已受社会的质疑。

4

1982年九月、十月份的时候，县里在芙蓉电站举办小水电专业人员培训班，安排我负责讲课。我很认真的对待这件事情，先请我的朋友廖建中老师来做指导，他在中学做老师，我让他指出我讲课的问题。这些理论的内容是我的长处，讲课是发挥我长处的时候，因此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就住在芙蓉电站，每天给全县各电站来的技术骨干讲电工，讲数学等等。当时整个县里懂这些电工理论的人少之又少，我的工作态度又十分的积极主动，上课也受欢迎，所以领导很高兴，学员也反应很好，我在县里电力同行中的名气慢慢打出去了，相当于做了一次免费的广告，无形中建立了人脉。每个电站都有我的学员，所以以后我不管去任何电站下乡，马上有学员过来叫我老师，介绍给他们的领导，这对我后来的工作是个大大的便利。

培训班结束后，芙蓉电站领导想把我调过去。当时我既没什么反对，也没有同意，我觉得都可以，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成熟的电站，可以学习到很多的实际知识，但是后来这个事不了了之，因为芙蓉电站业务上属于水电局管，行政上跟水电局平级，如果要调动，要经过人事局，手续上还是有些麻烦。当然好在没调过去，因为那是一个纯粹企业，位置又在山沟里，我要是真调过去了，会面临许多实际困难。

接下来几年的工作，我主要负责全县农村的小水电建设。我经常去白水乡、光明乡、华泉乡这三个桂阳县最偏远的山区，也是最贫穷的乡帮助农民发展小水电。当时我们的做法是，用一个水泵改为水轮机作为动力。水泵通常用来抽水，靠电动机驱动它把水抽到高位去，但是反过来，如果高位有水也可以冲击水泵的叶轮产生动力，输出到转轴上，如果转轴上连接了发电机，也可以发出电力。当时这种用水泵改装的发电站在农村山区很普通，有水的地方就想搞，我去帮他们配水泵、选水管、改装发电机、安装线路等等。

经过几年的工作，我对这三个最偏远最贫穷的乡的道路已经熟了，这三个乡的人也都知道有一个朱工程师在负责水电站技术，经常下来。每年我会下去很多次，每次十天半个月，每次都会翻山越岭的走几十里山路。饿了常常只能到偏僻乡村小卖部买吃的。他们卖的常常是已过期很久的饼干罐头之类的食品，有些已经发酸，但别无选择，照吃，吃饱了才有力气走路。因为在山区，从乡政府到工作的地方二三十里山路是常见的。况且有时要从一个乡走到另外一个乡，没有乡与乡的班车，除非先坐车去县城，第二天由县城坐车到另外的乡，但那对我来说太麻烦，要多花一天时间，我宁愿辛苦，不愿浪费时间，所以我总是选择直接由一个乡走路到下一个乡，直到把这几个乡的工程全部走一遍。有时村里的农民会为我带路，我们一起爬上一座座山，又下一座座很陡的山，这些农民发现我比他们还能吃苦，走路的步子比他们更快，爬山的步伐更大，他们真的很佩服我这个县机关下来的工程师，在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干部是吃不了这种苦的。

5

下乡工作久了之后，我真是越来越喜欢下乡，反而回到局机关不习惯。在机关里每天要去办公室点卯、去看报、去聊天，偶尔写些书面材料，但是很少，终日无聊。见着领导要点头哈腰地李局长、张局长、罗局长一路叫下去。当时这一个小小的机关，一个局长，六七个副局长，每个人对我来说都是大大的领导，必须对他们毕恭毕敬。除此之外，各部门领导也是领导，也要对他们客气和尊敬，剩下的都是远比我有资历的工程师们，也是值得尊敬的，也必须对他们客气，不能有一点马虎。机关如果有什么劳动，有什么要跑腿的事，肯定是我要去，所以我宁愿选择去农村。这种选择是自由的，因为当时既没有人要我下去，也没有人要我不下去，况且下乡对大部分人来说是苦差事，我多去做苦差事，大家根本不觉得我得到什么好处。

 到了乡下，我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乡政府的书记，乡长对我们这些局机关下来的人很客气，因为他们觉得我是给他们去办事的。特别是我下去，直接给老百姓带来光明，又几乎从来不要他们招待吃饭。我一般直奔要做事的工程点，马上工作。在我几年的下乡历史当中，从来没有一次主动打电话给乡政府，要他们接待，而当时先打电话要乡政府提前准备接待几乎是其他工程师的一贯做法。这个时候乡政府人员会提前杀好鸡鸭，招待这些县里来的工程师。但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也很少去乡政府。有一次白水乡的刘书记特意赶到我工作的村去看我，他说县里来这么多工作人员，有林业局的，有农业局的，有公安局的，有交通局的，但只有水电局的小朱从来不来麻烦政府，不要政府派车，也不到政府吃饭。从此以后他对我总是非常客气，并给村里领导说要照顾好朱工程师。

 白水乡地处桂阳县最偏远的高山地区，离县城的距离超过100公里，最高海拔1000多米，交通极其不便，因此到白水下乡是县里公认最苦的。当时白水也是县里少数几个不通大巴的乡，出入只能走路或者是搭便车。工作人员下去，一般机关里会派吉普车送下去，但是山路太危险，很多司机也不愿意去。出来的时候就搭当地运货的车，但车不是经常有，有时十几天也等不到。我下去都是直接自己坐车到最近的乡，然后走路进去。出来很少等车，大部分时候都是走路出来，到几十里外的乡坐大巴车回县城。虽然辛苦，但只要一天可以赶到县城，如果不走路，那么就要等待出去的顺丰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有时候我赶到下一个乡坐车，可能班车刚刚走，那我得继续走到另外一个乡搭车，因为一个乡一天只有一趟，你错过了就没有了，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这也是很多机关人员不愿意下乡的原因之一。

6

我在乡下工作，帮助农民发展小水电，农民对我特别尊敬，招待也尽量好，他们可能第一次招待这么重要的客人。我不仅在他们家里吃饭，也在他们家住，他们会腾出最好的房子，最好的床铺让我睡。这些偏远深山的村子里，有时候几乎全村没有一床新的被子，如果有，他们一定动员主人让我睡这个有新被子的床铺。我遇到的最感动的一次是他们动员一对新婚夫妻把他们的婚床给我睡，因为全村只有他们家的被子是新的。为此，我后来后悔了很久，当时怎么没拒绝，人家安排我睡在哪里，我就睡哪里，我没有一种敏感觉得睡人家的新婚夫妇的床铺不好，因为人通常一生只有一次做新婚夫妇，这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但却要把婚床让给我睡，我是后来才觉得歉意的，但那时已过去很久了。

吃饭也是很大的问题。当地贫困已接近赤贫的状态，为了招待，他们也会费尽心机。往往为我单独做菜，菜里面会放上一些咸肉，或者一个鸡蛋或者一条小鱼，反正是全村能找到的最好的一点点东西来招待我。这里海拔高，温度低，植物生长慢，农民连蔬菜都不够吃，更别说什么肉类的好菜。同样是农村，他们的生活条件远比我的老家和平乡要差，因为那里至少有小菜吃，但是这里因海拔高，平均温度低，连蔬菜也不怎么长，农民的生活真的苦到极点。本来按国家规定吃一餐饭要交给他们两角钱三两粮票，但是我也几乎不给，有时给了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觉得我是在帮他们做事，所以他们愿意招待我。当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自己也是十分的贫穷，我一个月四十块钱工资，要负担一个弟弟在县城读书，包括所有的开销和学费伙食费，我真的很在乎每一角钱。但是我的工作态度绝对一流，吃苦精神也是一般人无法比，工作效率十分高，所以赢得了农民朋友的尊敬。有一年临近过年了，我为了在年前让农民用上电，坚持工作到年前除夕，打电话希望局里派车来接，局里找了理由拒绝了，仅有的一辆小车或许忙着接送领导，哪能有功夫来接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工程师？当地农民特别感谢我，他们派一个人送我走了四十里路，虽然也是步行，但他们送了一些土特产，我们轮换挑着走出了华泉乡，走出了几十里连绵不绝的大山，赶到了乘车的地方，让我在除夕前回到了县城。

白水乡有三分之一左右人口是少数民族瑶族，他们居住在高山森林里，离白水乡政府还有二十多里路，要沿着白水河边走，两边是崇山峻岭，在深山密林的山脚下一直往下游走，然后再从河边上到高山顶上，往往山顶森林溪水边上就是他们的家。房子大部分是竹子和树木搭建，小小空间挤着饭桌、做饭的火塘、一个床铺。有的家庭甚至猪圈也连在一起，所以一边吃饭一边闻着浓烈的猪粪味，根本谈不上环境卫生干净等等。但是这是他们世代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世代生活的方式，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他们完全习惯。

在瑶汉杂居的地区，汉族人一般选择住在河边地势低的地方，便于出行，便于农业耕种。但是瑶族人则普遍住在高山上，每个山顶一个小村子，据说这就是瑶族名字的由来，瑶族的瑶就是遥远的遥变来的。我有一次在白水乡电站工地跟一批人到三十多里的金陵墟赶集，回来的时候，就发现一路十几个人，每过一条山路就有几个人往山上走，我问当地人，他们去哪里，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就是去瑶族村寨去了。走一段路，又有几个人朝另一个山顶走去，这是另一个瑶族村的，我才确实知道他们都住在深山密林的山顶。

 我第一次去拜访瑶山村寨是乡村干部陪同去的。一条小路向山上走，沿路多是深山老林，溪流从山上流下，流水哗哗，伴随着低飞的鸟叫。路边竹林中有农民破开竹子做的野猪夹子。瑶族兄弟从山脚汉人家里买来豆腐招待我。尽管卫生条件让我心里有一丝丝犹豫，但是还是有滋有味吃起来。饭后喝茶的时候，我看茶杯其实是用刚刚吃过饭的碗做茶杯，但问题是碗没有洗干净，饭迹留在碗边，油花浮在茶水上，完全没有洗干净，但是我还得喝下去。后来有人告诉我，瑶族人很在意汉人对他们的态度，如果给汉人倒的酒，或者倒的茶不喝的话就会认为看不起他们，他们就不会跟你交朋友，要做什么工作就很难，我好在没太在意，有点细微嫌弃马上控制住了。

 我在瑶族最集中的地方住了许多次，前后加起来几个月。当然不是住在瑶族人家中，而是住在汉族人家中。这里作为全乡最偏远的地方，就是本地白水乡的干部也很少来，因为来一趟的话，来回至少五十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受这个苦，所以这个地方外来的干部少之又少。县里的干部几年可能都见不到，所以我走在路上，本地人都是远远站着，低着头站着，不敢看我，等我走过去以后，他们才敢抬起头来继续赶路。

通常瑶族的女性会带一个巨大而复杂的类似于电视中皇后的帽子，头发用簪子固定卷起来，额头上没有头发，衣服是绣花缀边的衣服，做工复杂。身上常挂一些银制工艺品，手上戴银镯子。据说从发型上可以看出已婚未婚。这些复杂的头饰和衣服肯定不便于劳作，所以平时他们居家的时候也不戴，只在外出的时候才这样盛装。她们的男人普遍会打野猪、装野猪套、野猪毒箭以及用铳打等等，所以偶尔会吃到野味。瑶族人家也养猪，但是杀猪的时候要有一套仪式，类似于烧香拜佛的仪式做完才能杀猪。我没事的时候也去他们田地里去，主要种植的植物是玉米，也种一些蔬菜，水稻很少。他们会用玉米酿酒，我吃过，发现口感远没有米酒好。

山区工作的条件，包括吃的，住的以及交通条件，使很多干部不愿来到这里。白水乡的刘书记听说我经常来这里，十分感动和高兴，不止一次说，林业局的、公安局的、农业局的干部没有一个像小朱这样真正沉下去工作。后来他调走高升，但一直跟我关系很好。

7

1983年7月的某一天清早，我沿着县城的一条主要街道像往常一样跑步，但是今天清早与往常不同，街上突然多了很多警察，路边也停了许多车子，然后有警察押着人往车上去，整个街道都有这种情况。我当时不知道是发生了什么，后来听新闻说是从今天开始对犯罪分子进行严打，通知一出来，全国警察开始统一抓捕各种犯罪份子，包括过去认为介于犯罪和错误之间的轻微的罪犯，以及正在侦查，证据不足的犯罪嫌疑人全部收押。我当时没想到这次严打影响会那么大，范围那么宽，严到那么一个程度，并且自己也参与其中。

那次严打的起源有几个传说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说，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的主将之一的将军的女儿在郑州受到一伙小流氓的欺负，她的丈夫，也是一位现役军人前去与流氓说理，竟被这伙流氓于混乱当中打死，后来这伙人知道撞下大祸，赶紧逃跑了。郑州市公安局被严令破案，抓获罪犯。将军知道后立即从前线乘军机说要去郑州。军机到了郑州上空，飞行员禀告说马上到达目的地，准备降落，问首长有什么指示。将军一言不发，脸色铁青，飞机只能在郑州上空盘旋，大概十几分钟后说：“不停郑州了，直飞北京。”然后直接飞到北京。到了北京就电话告知当时军委最高领导，说有要事报告。然后将军就当面向军委领导报告女儿被打，女婿被打死的事。领导大吃一惊，自己的爱将在前线，劳苦功高，后方竟有亲人被流氓打死，他掐灭烟头说：“是该杀一批流氓了”，一个严打犯罪分子的计划就这样产生了。

为了使严打更合乎法律，当时全国人大专门就严打通过一项法令，授权公检法执行。核心内容是“从重从快”四字，“从重”解释为对所有罪犯按现有法律顶格处罚再升一级处罚。“从快”就是快捕快审快判，后来就是公检法一起办公，类似于流水作业。这“从重”两字，让很多平时不够坐牢的罪犯坐牢，平时不够枪毙的人枪毙，“从快”让平时漫长的侦查，起诉等过程变得非常的快，整个过程也许就三五天。

严打启动后不久，因警力不够，我被抽调到县公安刑警队参与追捕逃犯。当时严打对刑警压力非常大，所有在册的犯罪分子必须一律归案，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借调到公安局。后来我才知道，说是借调，其实是正式调动前的试用。

我在公安局主要参与三个逃犯的追捕，总共时间近一年。一个是猥亵少女的罪犯，一个老单身在村里猥亵未成年少女，被告发后隐姓埋名远去他乡以卖冰棍为生。后来我们通过一些线索发现他租住在城乡结合部桂阳县城与仁义乡交界的地方，然后就实施抓捕。傍晚的时候蹲守在他住的附近等他回来，一回来我们左右一个，上去就铐上了。他一个老人，抓的时候也没费什么力，很配合。我说了一句，你让我们找得苦，现在要用警棍给你电一下。他说：“你千万别搞，我完全配合你们。”其他的警察也阻止了我，说你现在电了他，审判的时候就可能审问不下去，因为辩护律师会说我的当事人被抓捕后在没有任何反抗下被电击。

我参与抓捕的第二个罪犯是破坏森林的罪犯，其实也就是砍了公家几棵树，整个案值不到100元。这个罪犯判了两年，但是他错误理解了犯罪追诉期，以为只要逃跑一两年就过了追诉期，警察就不会再找他。其实追诉期是针对没有正式破案和宣判的案子，如果案子破不了，过了也就过了，但是他已经宣判，必须服刑。

我们追捕组在村里安排了线人，有一天线人报告，他中秋节会回家过节，因此我们提前做了安排。抓捕的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公安局的，加上公安特派员，另外乡政府组织了一些干部，总共有十几人，开着一部解放牌卡车向罪犯的村子开去。当天晚上，月黑风高，卡车的远灯照得几里外都雪亮，我们离村子一里多的地方就停下来，然后摸黑向村子走去。到了村口后分头行动，有人等在路口，有人直扑人犯家里。当我们摸到罪犯的卧室，踢开门的时候，罪犯还来不及穿衣服就给铐上了。

我抓捕的第三个罪犯，也是比较轻微的罪犯，判了三年，属于盗窃罪，简单的说就是盗窃了农村推土用的木板车。因为把木板车定性为生产资料，就把本来轻微的盗窃案上升了一级。因为盗窃生产资料罪名严重，即使案值很低也够判刑。这个罪犯宣判后不久就一直逃脱了，与其他逃脱罪犯不同的是他并没有逃走，就在自己家里，但是公安就是带不走。

我清楚的记得罪犯的村子是一个叫三步两亭的村子，属于桂阳洋市和樟市交界之地。我去抓捕的时候，本来洋市乡公安特派员要跟我一起，因为他有枪，我当时还没配枪，不知什么原因他没去，我只能一人前往。我找到当地村干部，他给我带路，远远指着一栋房子说，就是那一家。然后我就直接进去，亮明身份要把人带走。这个时候这个家庭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全叫起来了。有些人大喊“不能带走，他已经改正错误了”；还有一个人说，不就是一部木板车，我们赔；有个老人，是罪犯的爷爷，说要代替孙子去坐牢；妇女就在那里哭，拉着罪犯不让动。村子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与我同去的村里干部远远躲着，一言不发。这个时候我知道不能来硬的，就跟罪犯的爷爷说：“你孙子本来判得不重，您这样不让带走，只能加重他的处罚，将来他的罪更重，希望你配合。”他们看我年轻，又没有带任何武器，也没有穿戴警服，说话也在理，才让我带走。我拦住过路的班车带罪犯上车后，几个妇女突然又冲到车前躺下来不让我带走。我又下车做工作，最后才在老爷爷的配合下把她们拉开，车子启动开走。

后来我了解的情况，这家几代单传，到这一代又是一根独苗，所以全家视其掌上明珠，但是法不容情，我也是执行公务。这也难怪当地特派员不愿意来。后来车到了城里，我才把罪犯铐上，填表后送入看守所。这个事不知道后来传出去，多了些传奇色彩，说我一个人抓回一个公安几次都抓不回的罪犯，我因此在追逃总结会的时候评上了二等奖，而当时没跟我去的特派员受到了局长的批评。

我在公安局上班的时候，有一天我去一个亲戚家吃饭，这个亲戚在财政局管预算，他跟我说“你调到公安局去了吗？我看他们选拔调入五名公安，有一名叫朱军山，因为财政要拨款，给警服枪支等费用。”我一听急了，第二天就去问公安局李局长。李局长大大咧咧，大肚子的腰间挂着配枪，是当时只有领导才有的64式。他是多年刑警出身，一听我问这个事儿，马上反问“你不想来吗？”我说“我确实不想调过来，我想干自己的水电专业”，他说“没关系，我让他们不办了”。调动的事就这样终止了。

我在公安局工作时间虽然很短，并没有得过且过，当时也花时间学习了刑事侦查的知识，什么犯罪时间、犯罪动机、犯罪现场等等，什么现场还原，嫌疑人排查，痕迹提取等等知识也初步进行了解。

八十年代初的公安警察是当时公认最好的职业。当时大家的工资普遍不高，而公安的工资几乎是最高的。另外公安每年给几套衣服，在当时来说几乎是天大的福利。并且在公检法系统，当时大家觉得地位最高的就是公安局，所以大家愿意进公安局。当时进公安的要求也很严格，只要有任何表现不良就不可能调进去，所以调进公安局很不容易，但是我却主动放弃了，这是从来没有发生的事，严打结束后我又回到了水电局上班了。

8

1984年上半年的某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去水电局资料室看报纸，管资料的曹老师拆开一封水电部寄过来的信，里面并不是什么重要文件，而是一张招生通知，武汉水电学院招本科生。这对我可是一个重要的信息，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我马上把这张招生通知拿到手，第二天就填了报名表找领导签字。因为虽然是函授，每年很多面授和考试的时间，这些都要占用工作时间；并且通知特别说明，来往车费和住宿费用也要报销，因此要领导批准。这是部里文件，按理对一个县水电局的领导来说应当是与最高指示差不多，但是当时的局长根本不听我的解释，马上就拒绝说：“小朱你刚毕业才多久，怎么又读书？”没办法，我去找当时我的最直接上司欧阳植友，就是第一次一起去白水下乡的工程师，他是当时水电局最有名气的两名工程师之一，连领导也怕他几分，他听我一说完，马上说我去找局长，这又不是全脱产，人家要学习为什么不支持，后来局长就在报名表上签了字。

我报的是插班生，这样更难考，但是如果考上了，可以减少时间，更快拿到文凭，因为当时函授的学制是六年，我插进去就变成四年。报名后我就开始了紧张的复习，我把考上大学当作我人生的一个机遇，牢牢抓住。当时考试的科目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几科，以高中基础为主，复习时间只有四个月。这个时候我真的是达到了拼命的程度。为了训练写作文的速度，我给自己定下每天自命题作文一篇，临时命题临时下笔必须在30分钟写完，必须达到多少字等。这样练下来，几个月后，只要出一个题目我就很快就能围绕题目开始写作，绝不会发生不知道怎么下笔或写到一半写不下去的情况，写作的能力大大提高。数学也是这样，只要能拿到的试卷，我都要在规定时间做完，看有哪些内容不够熟练再去继续复习。由于准备充分，我顺利接到了武汉水电学院的录取通知，入读该校83级电力工程班，从此开始了有规律有步骤有方向的学习。

函授学习跟正规脱产的大学一样，每个学期规定了几门课程，然后必须通过考试及格才算通过。开学的时候会收到学校寄来的书本和学习考试计划，学员在家里自学，临考试前一个月左右，学生去学校指定的地点由老师授课，然后考试。我当时对待这种学习的态度是非常严格，给自己定下每天必须学习八小时以上。所以有时白天上班占用的时间，晚上必须学习到很晚，然后早上很早就起来，所以住在我后排的同事说，小朱房间的灯是从来不熄的，他去睡觉的时候灯是亮的，他半夜起来小便是亮的，早上起来还是亮的。实际上当时每天确实睡得很少，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甚至于整夜到天亮也睡不着的情况，学习把我搞得太紧张了。

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的函授学院在当时是教育部先进函授学院，体现在招生正规、考试正规、教学正规。因为它本身是全国重点大学，它的水利灌溉和水利工程是全国名列前茅的学科，是葛洲坝设计的参与者之一，也是三峡大坝前期策划和研究的主要机构。学校有当时全国唯一的三峡河段的水流模型，也有当时全国最高电压的高压实验设备。我学的电力工程总共四十门课程，除了基础课还有很多专业课，专业课偏重于电力，比如变电站、发电机、变压输电等，因为学制长，总学制是六年，加上考试严格，而学生又是在职的技术人员，有些甚至已经是单位骨干，所以学习时间不能保证，淘汰率很高。当时湖南省招生50人，到第四年的时候只有20人左右，最后毕业的只有十几人，而拿到学位的只有3位，我就是拿到学位的人。

9

在水电局机关，我始终与机关或者整个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没有融入进去，也有意不融入。考入武汉水电学院在职函授学习后，更加明显，除了最基本的工作交往，最低限度的人际交往，基本是独来独往的生活，因为任何人不可能跟我的节奏同步，也不能理解我的生活 。

我给自己定下的每天学习八小时的要求一直在坚持，这意味着我必须压缩所有的其他时间，比如今天开了会，我接下来就必须把其他时间挤出来用在学习上，反正每天八小时。所以我在路上走路的步伐永远都是最快的，没有人比我快，因为我几乎总是以小跑的步伐在走路，我要节省时间。偶尔我也参加同事的喜宴，通常是临到上菜才到达，然后上完第二道菜就吃饱了，等大家还在热火朝天往下吃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现场。

每个学期的几门课我都会按最严格的要求学习。习题反复做几次，因为我不能失败。我总是希望考试一考就过，不给自己留尾巴，因为当时武汉水电学院规定某门课程如果不及格，会安排一次补考，而补考要另外单独去学校，对我来说太麻烦了，为了补考要坐火车从湖南桂阳赶到武汉去，补考完再回去，这就多了一次跟领导请假的时间，也多了一次报销路费的时间，在当时那种跟领导关系不是特别和谐的情况下，对我会很麻烦。我真的很难开口说，局长我要去补考，请假三天。所以整个学习过程我没有一次补考，这在所有这一届毕业的40多个学生中只有五人。

10

  离毕业还有两年多的时候，我定下了毕业后考研究生的想法。当时产生这个想法的原因是，我的高中同学廖代清，湖南大学毕业后考入北大读研究生，他的成功鼓舞了我，他能做到，为什么我不能做到。这个想法一旦定下，就开始有计划的学习，除了完成规定的每个学期的几门课程，还要另外学习英语、政治、高等数学以及另外几门考研的专业课程。就英文来说，虽然一直在坚持学习，但总感觉进步非常缓慢，特别是记单词让我特别苦恼，每天记的单词过段时间又忘记了，实际的词汇量总是难以突破，似乎是在原地踏步。高等数学是另外一道坎，平时学的内容远远不够，深度不可同日而语，广度也差远了，可能一半内容都不到，比如普通大学生学的微积分，只是考试内容的1/3，其他内容如复变函数，集合等有很大比例，这是大学生很少去学的，考研的人必须熟练。当时我花了很大量时间自学这些内容，并经过反复的复习去强化，光习题做了5000题以上。当时有名的高等数学习题集是樊映川数学习题集，国外高等数学习题最为流行的是苏联吉米多维奇高等数学习题集，其中后者对数学专业的学生也十分困难，但是我仍然把它做完了，光是数学练习本写满了20多本笔记，钢笔尖用坏了十几个。

考研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时一个名牌大学考研录取的比例，一个40人的班只有3-4个人，不到10%。普通大学常常是一个班一个也考不上，所以我定下了考研的目标之后，就与全国各地名牌大学里面最优秀的学生在竞争，跟他们的区别是我大部分时间在湖南省桂阳县，而他们在大学，在大城市，有一群可以讨论和交流的同学，而我没有，他们有老师随时可请教，而我没有，有图书馆可以随时借阅图书，而我没有，因此面对同一座高山，我有更多的困难，我只能单枪匹马去面对这些困难。

 我考研的时候是1987年后的事，当时已经实行了全国统考，类似于另外一场高考，录取的人数每年全国在4万左右，一个名牌大学录取的人数在100名左右，分配到各个学院各个系，平均一个系也就一两个。

1987年为了检验自己的学习和考研的情况，我在本科没完成学业的时候第一次报名考研，结果是没有上分数线 ；1988年第二次再考，当时报考的是哈工大，分数上了，但是要自己联系一个单位委培，我在小县城一时也联系不上，自然无法录取。1989年初再考，终于考上了中科院电工所。

我在当年五月底去北京面试的时候正好赶上了北京那场动乱，但在天安门广场清场前一天挤上了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离开了北京回到单位。有一个插曲，1988年考研上线但没去成之后，我决定放弃，然后集中精力赚外快，主要是帮小水电做维修以及帮农民修理变压器和电动机，接的活一个接一个，引起了领导和同事的不满。局长跟我说，你搞维修赚钱，群众意见很大。也就在这一年，我被局里安排到莲塘乡搞工作队，因为这个安排，我再次产生考研的想法并最终考上了。当时领导的想法是让我去搞工作队，看你还怎么赚外快。但是恰恰是这次安排成就我另一种人生，所以有一句哲理的话说，我们要感谢那些生命中给我们折磨和麻烦的贵人，因为有他们的责难让我们生命升华。

11

莲塘是桂阳县边远乡之一，与常宁县交界。不知什么原因，凡是这些两县交接之地，民风浇薄，乡镇干部的工作特别难做。为了协助他们工作，县政府会在适当的时候，从机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去协助他们，当时主要工作是两项，一是计划生育，另外一项是征收农业税。

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非常难做的工作，农民越是贫困越要多生，最多的家庭已经生了八个女儿，还要继续生。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要改变非常困难。乡政府的人去做工作，他们要么逃走，要么威胁乡干部，甚至说要把乡干部杀了，因此这种钉子户让乡干部工作特别难做，他们只能让县工作队去做这个钉子户的工作。

我们工作队在乡干部带队去村里行动的时候，就像当年日本鬼子在伪军带路下进村扫荡，群众远远就在村前面看着我们，确实有些人在喊“鬼子进村了。”但是大部分群众还是支持工作，并不会帮助这些钉子户，因为在计划生育这项基本国策面前，大家要平等，凭什么我做了计划生育，结了扎，做了绝育手续，他们家不做，因此群众内心还是支持的。

通常乡村干部把我们工作队带到钉子户家的门前后，他们这些本地干部就远远躲着，然后我们推开门，里面早已家徒四壁，我们楼上楼下找，看不到什么值钱的东西，即使有也早就搬走了，这个时候工作队负责人就会说：“把房顶瓦片给捅了。”我们几个年轻队员就用竹杆捅瓦片，只要几分钟，一栋完好房子的瓦片就被捅得七零八落的掉下来，房子也就没法住人了。有时候房子里还留下一些水缸、碗之类的，我们年轻气盛，也会用棍棒打破。有一次一户钉子户家里有一坛米酒，我们直接一砖头下去，酒泼在地上，整个房间马上弥漫着酒香。因为钉子户跑了，没有对话的对象，工作没法做，工作队面临压力。

严厉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时也造成生命的悲剧，计划生育干部被打，钉子户自杀都有发生。当时县里面的政策是对涉及计划生育的告状，法院一概不受理，即使有冤屈，即使工作有错误，也不受理。对乡镇计划生育工作实行一票否决，只要这项工作没做好，整个乡的工作考核就不行，因此乡镇的中心工作就是抓计划生育，这就是当时的大环境。

1988年我在莲塘参加工作队的时候，另一项工作就是给政府征收农业税。乡政府给我们工作队成员每人分配了一个村，让我们包干完成这个村的农业税的征收。按理，农民种国家的田向国家缴税，这是几千年来天经地义的。初期征收的是实物稻谷，后来改为按稻谷换成等价的钱上交。从道理上来说，种田上交农业税合理合法，但是实际情况非常复杂。有时候是农民确实困难交不上来，还有时是遇到了水旱灾害，农民没收成，还有时农民碰上其他重大疾病，也有时是有钱不想交，总之要收上来非常困难。这个工作也要借助工作队的力量，否则乡政府无法完成。因为涉及家家户户，用分片包干的办法，每个工作组队员负责一个村。我负责的村又是当时整个莲塘乡最为贫困，欠农业税最多的村，农户拖欠农业税最多，有些农户已经连五年前的农业税也没交，几乎家家户户都拖欠，乡干部每次去都是空手而归，他们像是在做乞丐一样的请求农民缴纳。

我接手这项工作开始也颇感头痛，不知从何下手。泛泛地做工作讲道理肯定是没什么效果，乡干部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并不比我差。这时候我就想到了必须要先攻下钉子户，所谓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当地最有权势的家庭，如果这家攻下了，其他观望的群众也就好办了，这些群众会说，你看他家那么强的背景，这次也交了，我们也赶快交了吧！但是这些有权势有关系的家庭，乡镇干部根本不敢去他家收。就像《红楼梦》第四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里面描写的，补缺来应天府做官不久的贾雨村刚要判案抓人，门子就给他使眼色，要他不要发人去拘捕。门子说，老爷您在应天府做官，难道不知道有四个家庭不能碰吗？同样的，今天我在莲塘乡工作，难道不知道这里有几家不能碰吗？因为这家的儿子可能就是在县里当领导的，得罪不起。当时我没有这些顾忌，我只有一个目标，必须把这个困难攻下。但是靠我一个人不行，我当时在乡政府里工作，认识在乡里工作的一批年轻人，他们有法庭的史法官、刘法官、派出所李警官、财政所黄所长等等，我请他们到小饭店吃了一顿，把我的困难跟他们诉说。他们一个一个年轻气盛，说这点小事儿不用担心，我们帮你，他不交钱直接抓人。当时我因为自学有成效，取得了大学本科文凭，他们很佩服我，把我作为他们的榜样，所以很愿意帮助我；另外我赚外快赚了不少钱，偶尔请大家吃饭，大家也心存感激。第二天我们八个年轻人，开着两部当时非常时髦非常拉风的警用摩托上了我负责的村。八个年轻人除了我之外，都穿着警服或者法警服或者其他公务制服，警察和法警身上带着枪，摩托停下后直奔最有权势的家。在那个年代，这种警用摩托是非常威风的。简单的说话没几分钟，我们就上了这家人楼上，开始翻箱倒柜。有个朋友说楼上有烤烟，我们把烟搬到窗口，然后“砰”的一声，一捆烤烟就从窗户丢下去。丢了几捆的时候，这家的男主人，一个老头子站出来说：“别丢了，我交。”然后进黑黑的屋里柜子里翻出了几张人民币，我按他家这几年应收的合计一算，大概有几十元钱的样子，接收了第一户也是最难收的一户的农业税。

当我们在这户有背景的家庭大喊大叫翻箱倒柜的时候，我们这些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两辆警用摩托就停在前面，整个村子的人都在看热闹，他们家主人数钱交农业税的过程也被广大村民清楚看到了，所以当我去下一家收钱的时候，家里的主人已经提前拿着钱在门口等我。因此当天我就收了几十户人家。接下来几天我一个人带着乡干部出发，一家一户的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根本没有他们描述的麻烦，大概用了一周左右就收上来整个村十几个自然村的农业税，这是乡里干部每年来做这项工作，但每年都做不下来的工作。

有人把我的工作报告给乡里面的陈书记。他没有想到我会有这么大的能量，能够在几天时间完成他们几年也做不好的工作。陈书记特意把我找去，客气地对我说：“小朱，你的工作做得非常好，接下来你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县里面有人问，我就说你工作去了。”听了书记这句话我非常高兴，第二天我就买了火车票，带着复习资料去了武汉大学，在学校附近宾馆住下了，开始了两个多月集中自学复习。在这远离家乡，没有熟人朋友的地方闭门学习。当然我也不是完全的在宾馆学习，偶尔也去大学图书馆，刚好我的大学同学在里面工作。在宾馆住的时候，也认识了科学院古脊椎动物所研究生周忠和，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他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成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个时间段是1988年的10月到12月，然后我再到郴州参加198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的复试通知，然后复试面试完，收到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成为中科院的硕士研究生，了却了我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

12

在水电局工作期间，除了紧张的学习和单位安排我的工作，还有另外一个事要做就是赚外快。我参加工作后不久，把弟弟朱宝山转到了桂阳一中读初中，跟我一起吃住，所有的费用全部由我负责，基本上我的工资一半要花在他身上，所以日子过得很紧张 ，因此我要赚工资之外的外快补贴我自己的花销，也同时让父母的日子过得更好。

赚外快的方法主要靠我学到的技术，比如电工维修、输电线路工程、水电站维修等等，当然还包括倒卖电力器材，比如电线，电缆等等。

二十世八十年代初期，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大中专毕业生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因此绝大部分人满足于这种高高在上的状态，心里看不起倒卖、维修、安装承包这种事情，觉得这些事情是社会上那些没有身份地位的人干的；另外，一个县城里，真正懂得这些技术的人是少之又少，是稀缺资源，所以来钱很快。

我第一次赚外快是1984年的时候，桂阳县荷叶乡产煤区的一个村，请我出差考察水电站设备厂，他们要购买水电设备，目的地在福建政和。考察回来后，村里领导说给朱工程师送一车煤吧！我就把这车免费的煤运到老家白杜水家冲家里。当时一车煤的价格大概相当于我二个月工资的钱，这是我靠技术赚的第一笔钱。后来就不断有这种事情，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是不去。最有诱惑力的一次是，放假期间，一个地方请我去检查设备，一天开出了相当于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学习太紧张了，我怕一旦去了思想从此放松。

时间到了1986年，函授学习课程稍松一些，我赚外快的时间也就多了，所以开始带着大弟弟朱兵山一起找维修的技术活。我们主要是帮助水电站做维修，我做技术指导，朱兵山具体来实施。比如桂阳六合乡水电站发电机问题，电站自己的电工怎么都处理不好，也去请来了外地厂家的工程师，仍然处理不好。朱兵山做了一些实验，发现是线圈在高速旋转时出现断线，但在低速时自行连接，所以发电机停下来后一切测试正常，问题非常难发现。朱兵山处理好后电站对我们兄弟非常信任，有任何问题都请我们，直到我考上研究生离开桂阳，有一次假期，他们还请我去讲了一次课，付了相当于我两个月工资的讲课费。我想他们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听我讲课，而是想补偿我，只是找借口而已。

我赚外快最多的是维修高压变压器。变压器设备一般电工不敢做，因为高压设备不是一般低压设备，电压高，容易出问题。当时我自己作为工程师，其实只懂得变压器的理论，要做修理根本不行。我自己不要说参与修理，连里面的结构也从来没有看过。所以第一台变压器的维修我颇费了一些工夫。

那是1987年的下半年，和平乡一台电力高压变压器烧了，我弟弟就跟他们说，我哥在水电局做工程师，什么都会修理，你们送到他那里吧。当时谈好的价格是900元，然后他们就直接送过来了，事先没有跟我说。我一看一台变压器送到了局里，局里也不能随便放，就在当时还是女朋友的老婆侯运香的单位桂阳县人民医院，在她住的地方附近找了个空房间放下。然后组织两个弟弟开始拆。当变压器内芯吊出来后，我发现三个高压线圈已经烧了，变压器油已经烧黑。事情到这一步没有退路，但是问题是我根本没有任何经验。

第二天我就一个人坐车到了郴州变压器厂考察。我跟他们说现在有一台变压器坏了，需要购买三个变压器高压线圈。他们报价是每个450元。我一听傻了，这台变压器我要亏钱啊！三个高压线圈总共费用1350元，我的总共维修费只有900元，亏掉450，另外里面的油要处理，总亏损会到500元以上！当时我的月工资总共不到80元，压力一下子大了 。

我返回桂阳，告诉两个弟弟，现在购买变压器线圈已经不行了，我赔不起，只能自己绕制线圈，你们一切听我的。我们三兄弟就开始拆线圈，研究里面的结构。我准备了一本笔记，记录每一个细节，比如尺寸大小、线圈层数、绝缘纸层数、线圈每一层多少圈等等，一层一层拆，两个弟弟操作，我则观察和记录，不错过任何一个细节，所有细节必须准备无误。一万伏的高压不是开玩笑，任何一个细小的失误就会前功尽弃。当一切信息全部记录以后，我又去了郴州。这次是购买维修绕制线圈的材料，比如绝缘纸、绝缘铜线、绝缘漆、导管等等。好在这些材料还不算难买，半天时间全部买齐。

绕制线圈先按线圈内直径做一个内膜，然后在内膜上一层一层绝缘线绕上去，绕好线圈，数好圈数，包一层绝缘纸，刷一层绝缘漆，这样一层一层下去，我在边上监督和记录，两个兄弟细微的错误都会被我严厉训斥，因为我的压力太大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通过一个星期加班加点的紧张工作，三个线圈全部绕制完成，然后进行高温烘烤。我安排一个弟弟去欧阳海水库管理局找熟人购买变压器油，又把烧坏的油去供电公司过滤。他们本来不承接这种业务，但是我是水电局的，我找熟人说了一下，他们给些面子。当所有一切就绪之后，再重新组装回去，一台变压器就算修完了，但是能不能用还是未知数。当时我没想到失败，但是如果失败，我要一年的工资才能把这个事处理好。事情的结果是成功了，我拿到了900元的维修费，扣除购买的原材料，大概赚了300元，付了两个弟弟十天的工资，每人每天五元，我赚了200元左右，相当于两个多月的工资。这钱来得快呀，虽然苦，值得。

有了第一次成功的经验后，我们维修电力变压器就越来越熟练，速度也越来越快，由第一台三个人耗时十天，到后来基本上一天全部完成。到了1989年我离开桂阳去北京之前，我们三兄弟就成为桂阳维修电力变压器最多的一家，几乎垄断了当地电力变压器的维修。后来我两个弟弟就独立修理，不再跟我合作，这样他们的个人利益就最大化，但是大部分时候他们还要靠用我的牌子。

修理电动机的情况跟电力变压器差不多，因为事先没有经验，基本是以研究的态度在做修理。我的电机学的理论非常深厚，旋转电机电磁场的分布，空隙磁场的计算等等都很熟练。我会绘制出电机接线图，算好圈数，再用模子绕线圈。但是因为电机只是380伏电压，所以不像变压器那么紧张。

虽然理论跟实践有差距，但是强大的理论基础在指导我的维修，每一步都依赖这些理论，否则很难成功。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人学过维修，甚至也没有跟人请教过，因为这些技术当时还是小范围传授的，专门的师傅根本不会轻易告诉外人，就是做徒弟也要几年才脱师。

除了维修，倒卖器材也是我赚钱的方法。1988年的时候，生产资料的价格一天一变，上涨很快。有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知道了高压铝线的价格已经上涨到15元一公斤，但是我们水电局里还在以每公斤5元卖，他们并不知道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因此我开票要把剩下局里出库的500公斤铝线全部买下来。但是局里内部的人普遍对我有红眼病，即古人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起穷没事，有人穷有人富就不行，局里的同事对我一个人发财内心不满，所以别人很容易从局里买到的器材，如果我买，就会设置一些麻烦，他们就会说领导不让卖，有其他用途，其实根本不是，完全是他自己要想得点好处。所以我就只能从开票的、收款的、仓库的管理，每个人都会给礼物，因为事情不能拖，我们局的隔壁就是物资局，就有高压钱线在卖，那里的价格就是15元一公斤，他们只要步行三分钟就可以到物资局问到价格，我要在局里不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赶快买下来，然后全部拉走放到自己找的地方。事情做好后，我直接找到隔壁物资局管仓库的员工，跟他交待，如果有人来你们这里问铝钱，来问价格，就要他们来找我，事成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月工资的钱。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果然有人来找我，我的铝钱就全部卖出去了，我给了对方一个月工资还要多的钱。这笔交易让我赚了伍仟元，是我当时三年工资的总和。

当时局里物资仓库除了水泥外的其它器材，比如铜线、铝线、电缆线、高压瓷瓶、拉线等等，基本上我一个人在出货，只有我能用出去，因为局里并不公开，社会上也不知道这里有器材在出售，因为这不是这个机关的主要工作。他们的价格还是几年前的，我卖出去的价格则是现在的，因此我赚了这些差价。当然也收购其他地方的一些器材卖给另外一些需要的地方，总之有机会就抓住。

1988年之后我们几兄弟也开始承包高压输电线路工程，主要是1万伏高压线。这项工作相对简单，所以有竞争，但是当时我的名气在当地比较大，对方会愿意给我做，我再交给弟弟朱兵山完成。

1988年我的经济条件已经非常的好，所以桂阳县第一栋商品房买了一套，当时价格只要一万七千元。那栋楼的购房者全部是个体工商户，像我这种国家干部身份的，只有我一个。因为当时国家干部有房子分配，大家还没有购买房子的习惯，也拿不出那么多的钱。当时不要说一次交一万七千元，就是有一千多存款的家庭也很少。1988年的一台彩电要3000元，我也买了一台，当时全县只卖了八台，因为很少家庭有3000元存款。在水电局，我的工资大概每月总共在80元左右，一年1000多，所以我曾经在1987年跟领导提出停薪留职，不拿国家的工资，但是当时整个桂阳县没有国家干部停薪留职的先例，他们不敢批。事实上从经济上来说，工资对我已经是忽略不计，当时说我是整个桂阳县首富也不为过，因为确实赚钱很容易，物价又很低。我请十个人在酒店吃一餐，总共花费不到20元，西瓜只要一角钱一斤，其它的东西也非常便宜，所以有时我去买水果，就要瓜农整担挑到我家里，反正便宜。

因为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名气在电力行业基本上数一数二，所以找我的人越来越多，加上上次考研究生因为联系不到合适的委托培养单位而没去成，所以当时就有放弃考研的想法，觉得在这县城就这么干下去也不错。虽然跟领导关系比较紧张，但是房子有了，大不了离开，所以也不在乎领导怎么评价我，因为要把我的行为思想调节到跟他们同步太难了，所以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变得跟他们一样，或者去迎合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我甚至跟社会也保持距离，我不是一定要迎合社会才能赚钱，我靠我的技术生存。

                 第六章  首都求学

1

当我接到中国科学院的正式录取通知书之后，确实高兴和放松了。多年的奋斗和追求终于有了结果，人生之路又像当年跳出农门一样，迎来了一个大的转折。命运好像始终要让我受尽磨难，不会一帆风顺，再一次印证祸福相依的古训。当我在人生最风光得意的时候，命运再一次考验我，我在跟桂阳法院的史法官，也是我的一个朋友去新田县执行一个判决的时候，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当时我们坐的是一辆带篷的人货车，我坐在货箱上，司机开太快，在塘市到流峰的半路上翻了车。车上有化学药水，车翻了后化学药水撒在我身上，身上大面积烧伤，紧急送到了最近的流峰医院。当时基层的医生没有化学药水烧伤的处理知识，大家只注意外伤，所以后来化学烧伤让我受尽苦头。第二天被送到我女朋友侯运香上班的桂阳县人民医院，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多亏侯运香的贴心照顾，让我的伤口迅速好转，但是烧伤实在严重，一直到去北京上学，身上还带着化学烧伤的伤口，没完全好，我还去了301，304医院，即解放军总医院和附属医院处理。

我去组织部正式办理人事关系的时候，又产生了丝丝留恋。我的职业和位置是多少人羡慕的目标啊！现在这一切要永远放弃：我赚钱的事业如火如荼，关系和名望已经建立，买的新房还没入住，桂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城还没看够，白水乡、华泉乡的山路还想去走走，但是这一切都将远去……

我最终决定，开始另一种全新的生命历程。

我在中科院学习的第一年是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地址在北京玉泉路，紧靠两个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机构：一个是八宝山，一个是国防大学。校园谈不上大，也说不上美丽，但是它的牌子非常显耀，他是中国最早招生的几个研究生院，也是名师最多的研究生院，所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从入学发给的材料来看，当年中国科技最顶尖的泰斗都在学校的老师行列，比如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中国物理学界先驱严济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陈景润、杨乐，气象专家叶笃正等等，这样的名字还可以写下去，甚至教英文的有李佩，他是两弹元勋郭永怀的妻子。这些耀眼的明星每周会轮流出现在学院简陋的教室，甚至没有人为他们倒上一杯开水。学生也不一般，有一半左右来自北大，清华和中国科技大学等几所名校，是精英中的精英。

在一年的基础课学习当中，我选择了大概总共十门课程修满我的学分。虽然都是名师上课，当时并没有留下特别的印象，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发挥我自学的优势，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是靠我自学完成。

2

研究生学习的第二年，我到了中国科学院电工所，位置距离清华大学南门200米，离北大南门也就八百米。在这不大的中关村地方，汇集了中国科技的很多研究机构。除了两所中国最有名的大学，还有十几个国家级研究所，比如力学所、微生物所、电子所、计算所等等，所以这里真正是汇集了中国高级人才和科技机构的地方。一个地方上的高考状元，被家乡捧为明珠，作为学生学习典范的大学生，考入了清华，在这里就像恒河之沙一样普通，清华南门出来往北大的路边小店里，拥在一起吃面条的，全是清华北大的学生，随便一个都可能是某省某市的高考状元。

电工所承担电工方面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比如超高压技术、磁流体发电、超导技术、电子束光刻技术等，所长是严陆光院士，他是中国物理界先驱严济慈的儿子，50年代留学苏联的博士。

我是1990年下半年来到所里学习。这一级所里总共招了五个硕士。到了所里，我发现办什么事都非常顺利，比如说购餐票，借仪器，安排办公室等等，一路办下去，连路绿灯，这才让我感到这样的机构人员的高素养。他们对我这个硕士生非常的热情和礼貌，体现了对新来学生的关怀和爱护，跟我在县城的各级办事员对人的态度完全不同，没有那种拖拉、推诿、程序不清、路线不明的情况，我发出了越是人才多的地方越重视人才的感叹。

到了电工所后，我的情况就像电工所的员工差不多，有办公室，有具体的研究工作，也享受着所里员工差不多相同的福利制度；每天接触的，基本上是本研究室的这些人，大概是20几个。每天只是有规律的上班下班，没有很重的任务，也没有很多的课程。管研究生的处长通知我，可以去清华北大选课，免费的，所里跟他们有协议。我自己选了两门北大的课程，选了两门清华的课程，去感受一下这两所大学的气氛。

我所在的第九研究室是研究国际上最先进的半导体设备光刻机的一个研究机构，这种光刻机是高技术中的皇冠明珠。它的原理类似于电视机显像管。显像管是用钨丝发射的电子经过高压电场加速聚焦打在可发光的荧光屏上产生光线，经过偏转线圈的控制扫出图像，当扫描足够快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动态画面，形成电视图像。但是光刻机里面，电子束扫描的面积只有1*1平方毫米，而扫描出的图像的复杂比电视画面要复杂，清晰度更高。

我在研究室里再次感受到这里的人高素养。他们是那么的礼貌和客气，丝毫没有让我有任何融入上的困难，每一个接触的人都是那么的配合，丝毫不保留的帮助和指导，反而是我这个来自于基层，生于农村的学生，处处表现出一些与这样的地方不合时宜的说话的口气以及行为态度，特别是我那比较浓重的湖南口音。

科学院就是科学院，这里的研究人员素养实在是高，我内心已经为他们折服。深入接触后，这些朴素和谦逊的研究员的背景个个让人惊叹，他们要么是国内最好的几所大学毕业生，要么有国外研究机构进修的经历，要么是某个方面特别的专家，我在他们中间，就像参天大树下的一颗小草，我接触以后才有这样的感觉。

我的办公室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人，他是这个研究室退休的室主任。老主任退而不休，还经常来所里上班，就把我安排跟他在同一个办公室。我知道他的名字叫那兆凤，通常我们叫他那老师。后来研究室里的人告诉我，那老师是皇族后裔，那是满清叶赫那拉姓中取一个字，即取了“那”字形成的姓。据说解放后办户口，派出所那些警察看到满清后代的姓很长，他们写起来很费劲，有些字还不好认，他们就跟这些满清子弟说，你们这个姓太长，太麻烦了，为什么不像我们一样，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多简单，你们就从中间取一个字。当时这些人早已经没有皇室后裔的高傲和贵气，只得听从警察的话。从此北京这些满清皇室后代就变成了单姓，比如叶、赫、那、拉等等，那老师的姓就是这样来的。当然这是传说，没法考证。因为他真正是皇室后代，远不是一个姓那么简单，所以国民党的时候还多少受一些优待，就任于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专门从事技术研究。解放后曾研究出高精密的测量电桥仪器，后来加入电工所，因为技术的过硬，是电工所最早的一批研究员，长期担任研究室主任。

这么一个行高德昭之人，他就像一个制作精美的玉器，我在他面前真的就像一个制作粗糙，还没完全成形的毛胚，处处都表现出不成熟不稳重，不礼貌不周到。他来办公室的时候，第一件事会去倒垃圾，然后去打开水，然后是用抹布把桌面抹一遍，这都是例行的事，并且是那么愉快和情愿，脸上总是挂着祥和的笑容。六十多岁的人动作如飞，上楼梯总是一步跨好几层，常常穿着一件灰色夹克，拉链总是拉好，头发梳得整齐，手上提着提包，那么朴素和平易近人，我想这要多好的教养才能够做出这圣人般的行为细节。他从来不主动好为人师的教我，只有一次，他要我帮助用电脑整理他历年文献以及全世界关于光刻机论文的时候，我才发现他做学问的严谨细致，发现他海洋般的学问，信徒般对学问的投入，我才真正觉得他是这个行业的一座高山，一座丰碑。

我跟他共用两年办公室，本来应以他为主的办公室，反而让我这个学生反客为主，得寸进尺，后来他几乎不来了，我甚至带被子住在办公室。当然到底是他觉得反正退休了，不用来办公室了，还是觉得我侵占了他的地盘，我一直不得而知。

3

导师顾文琪先生只有40多岁，是有资格带硕士的研究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位，我是他的开门弟子。我第一次去见他就感觉到他的热情周到的关怀，丝毫没有师道尊严，居高临下的感觉。他的笑声，他的平易近人，把我见面之前那些所有的紧张的心情一扫而光，丝毫没有八年前我第一次去见水电局领导那种天上地下高不可攀的层级压力，这一方面来自于他非凡的人格魅力，另一方面是科学院的大环境下的一种普遍的气氛。

第一次谈话，他先问我有什么困难，然后跟我说“小朱，你的工资不够高，除了国家规定的工资，我们研究室额外再补贴你30元。”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始终面带微笑，让我如沐春风，自始至终没有任何紧张。他也没有说类似于你要好好学习，遵守所里的纪律，这种俗套训词，谈话过程只有关怀和直奔问题和任务的指引。最后他叫来室里的行政秘书，跟我说生活上有什么事情就找她，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拖泥带水，干净利落。

随着在所里的时间越来越久，我知道顾老师是中科院文革前的硕士，文革后先是到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进修，然后受国家派遣到香港帮助对外经贸部建立香港华科半导体厂。回来后，第九室老主任那兆凤退休，他接任那老师就任室主任，是所里最年轻的主任，也是最年轻的研究员。我到来不久，他上任副所长，走上厅级领导岗位，同样在科学院系统属于年轻的厅级领导，不久又调任院高技术局任局长，直接协助周光召院长管理全国高科技项目，是所有院士的当家人。

顾老师是上海人，有上海男人特有的细心和耐心，所以无论在什么职位，这种上海好男人的特质就得到很好的发挥，做他的下属舒服，没有压力。同时他又是雷厉风行的作风，做事从来不拖泥带水，所以他领导的工作总是能高效率向前推进。在他还是研究室主任又是副所长的时候，每天都是连轴转一样的工作，没有任何闲下来的时间，任何时候都是以最快的高效率把要交代的工作说完。

他有一个习惯，只要他在，办公室总是开着，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进去，不需要预先约定，整个谈话过程也不会关门，说完就走，没有多余的闲聊，只是工作的交流。

由于顾老师是所领导的缘故，我在所里办事基本上是一路绿灯，研究室里更会配合，这得益于导师的地位和他上海好男人人际关系的细腻，人缘关系特别好。就算他不是所长，大家对他也充满好感。

由于他身处领导，既管研究室又管所里的事务，虽然只有我一个研究生，也没有多少时间跟我交流，指导我的工作交给了九室另外一个研究员张福安，所以后期研究课题的细节，我基本上跟张老师讨论，跟顾老师讨论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只是隔一段时间听我的汇报。

4

我在九室读研究生这段时间，九室承担的是国家级的科技攻关项目：深亚微米电子束光刻机项目，当时项目已经进行了两年，设备已经组装完成，研究人员每天下到地下净化车间调试这台设备，他们希望用这台电子束光刻机刻蚀出低于0.5微米以下的，所谓深亚微米线宽的图形。但是调试非常麻烦，效果一直不理想，进展非常缓慢，主要是设备上的麻烦，因为当时制造工艺很难达到这么精密的误差要求。线宽如果是0.5微米，设备的运行误差就只能是0.05微米，似乎超出了当时的技术极限，有时机械误差大，有时是电气干扰大，有时是安装精度不够，反正机器正常工作的时候很少。

我的研究课程也是光刻机研究，就是用SEM改装成一台简单的光刻机，然后用这台光刻机绘制出要扫描的图案，通过这台光刻机刻出来的线宽要达到微米级。类似这种用SEM改装成光刻机的研究，国外也有人做过，但是用绘图软件绘出各种想要蚀刻的图案，过去还没有人做，因此老师给我选定了这个课题。分电路和软件两部分，电路部分主要是张福安老师指导下完成，软件部分是我自己写的，采用的是8051的汇编语言，绘图软件用的是AUTOCAD。我弄清楚AUTOCAD输出数据结构后,把这个数据读出来，然后用数据去控制电子束的编转。当改装的SEM调试好后，很快就扫描出亚微米图形，然后把这个结果写成了我的硕士论文，整个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利，没有很大的障碍。

5

作为一个一贯严于律己的人，我非常珍惜在中科院的学习环境和时间，几乎没有什么无聊的会议，无聊的报告，也没有不必要的人际交往，我也很少去购物，游玩等活动，几乎把全部的时间用在了我的学习上，从来不放松放纵自己，因为这也许是我人生最后的脱产学习机会，这样的机会十分难得，条件也十分优越。事实上确实如此，每个月我有与普通工作人员接近的工资，不用为经济发愁，我又有差不多独立的办公室，这是其他硕士没有的。在九室这个团队，每个人都非常的友好和配合，让我做事非常顺利。

我的导师顾文琪研究员有一次找我谈话。跟其他教授与学生的谈话内容不同，他是让我放松，不要抓得太紧。他说：“其实硕士生并不需要天天准时踩时间点上班。”他可能发现我太严格要求自己，因为我本来就睡在实验室，连路上的时间也省了，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从来不睡懒觉。我跟大部分硕士不一样，对时间的管理自律到苛刻的地步，这是长期形成的习惯，在硕士期间也得到了坚持。

虽然我来自于农村，来自于县城，但就经济条件来说，好过绝大部分硕士生。我是在职考进来的学生，是按月发工资，其他人是靠助学金，所以我高过其他硕士生，但是在消费上，我是严以律己，从来不乱花钱，因为事实上我也没有花钱的时间。

中科院的硕士虽然都是高材生，但是这些人到了大学后在宽松的管理环境下，很多人放纵起来，逃课、晚睡、晚起造成的上课迟到很多。到了硕士阶段，考试几乎没有了，很多人更放纵，导师也几乎不管，所以很多人的学习放得很松，我是少数一贯严格要求自己的学生之一。

中科院的同学有一个风气就是追求出国，把出国留学变成了他们的目标，同学之间交流的话题很多都是在留学这个事上，比如托福考多少分，联系到哪所大学，哪所大学的奖学金高，请谁做推荐等等。然后日常大量的学习时间在学英语上面，对其他知识的学习几乎就是应付。电工所有个同学几乎每天都在学习英语，好像他是英语专业的学生。我对这种普遍的追求出国之风不以为然，天天学英语，英语永远是一种语言啊，除了语言，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知识要学习，只有全方位武装自己的知识，才能成为真正的专业人才。我反对他们这种做法，不跟着他们的风气走，自己追求全方位的学习，英语学习只占我学习中的一部分。我也没有想过出国，甚至连导师也暗示我，如果想出国，他可以给我一些美元用作考托福，但是我从来没有这心思，我珍惜现有的学习机会，我不想再去国外学习。

6

有个流行的谚语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深圳不知道自己钱少，这是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的部分真实情况。我在桂阳县水电局工作的时候，局里的领导只是一个科级的干部，我能够见到的最大的干部就是县里的领导，他们是处级干部。到了北京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到电工所报到，这个有600个工作人员的研究所是一个正厅级的机构，研究室主任是正处级干部，所以我变成了天天跟处级干部一起工作的人。而厅级干部也经常在食堂，在澡堂上一起见面，不足奇怪。甚至无论是这些领导还是我这个群众并不觉得领导和群众间有无法逾越的高不可攀的离距。

我经常在所里碰到所长严陆光先生。他来上班的时候骑着一辆破旧的单车，下班的时候会顺便去食堂买一包馒头回家，偶尔也会直接在食堂吃，就跟我们一样，完全没有一个正厅级领导的架子，如果你不认识他，你可能会把他当作某一个酒店的炒菜师傅，因为他身上没有丝毫用来显示他身份地位的样子，标志或行为。因为他是院士，享受国家副部级领导的待遇，比厅级领导还要高一等，但是我丝毫没有这种他是什么级别领导的感觉，甚至所里的同事不叫他所长，都是直呼老严，他也自然而高兴的答应。后来通过其他所里老同志的介绍，了解了更多情况。他是中国物理学先驱，中国科学院早期创办人严济慈的第六个儿子，父亲给他取陆光，当然前面还有肆光，伍光等等。严济慈后来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了国家领导，一个人住在有武警警卫的大宅院。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每年元旦，严老会用红纸亲自写上几句祝福语要秘书送到学校，体现老一辈的革命家对年轻学子的关爱。几个红纸毛笔字一丝不苟，作为老一辈的革命家和老一辈的学术巨人的精神，透过这几个字显露也来。

我因为睡在办公室的缘故，偶尔会跟门卫聊几句。有个门卫大哥告诉我，他是部队正营级参谋转业过来电工所做门卫。正营级什么概念，相当于科级干部，也就是相当于我过去工作的水电局长的级别，但是他却实实在在的在给电工所做门卫，丝毫没有营级参谋的架子，每天高高兴兴的守着电工所的大门。

天子门下的北京与基层县城的反差处处都有。我在县里工作的时候，谁的父母有一定的地位，跟领导有什么关系，往往他们的工作就会得到领导特别的照顾，但是如果没有这种关系，可能应当属于你的权益也保护不了。所以做什么事都要有关系，关系成了小地方生存最重要的资源和能力。但是在北京，在电工所就完全不一样了，大家根本不太在意什么关系，如果你说你父母是谁，基本上也没人把你当回事，所以电工所也有什么部队司令员的女儿，部长的儿子什么的，他们这些身份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电工所也有领导来视察工作。部级领导来了，基本上大家都不知道，跟平时没有任何区别。有一次一个副总理来了，我也是过去后才听说，当天电工所跟平时没什么区别，来的领导也没有带很多的随从和记者，非常平静和普通的样子，甚至也没有任何欢迎横幅之类。这就是北京，天子门下，要打起官架子太难了，根本就打不起来，有人坐轿也要有人抬轿，缺一不可，这里既没有人坐轿，也没有人抬轿子，所以官架子打不起来。

电工所只是北京一个普通的厅级机构，并不靠近权力中心，所以权力级别在这里不敏感。据说中南海和钓鱼台国宾馆这些地方更加不把领导当领导。一个地方的市长甚至省长，在地方上高高在上，进钓鱼台国宾馆参加活动，因为某些细小动作被里面警卫训斥的事时有发生。有些地方领导自由惯了，在里面拿出相机就拍，马上受到武警的警告。有些去触摸钓鱼台别墅里的工艺品，服务员马上过来制止，让这些在地方不可一世的官员很没面子。后来这些官员仔细看了说明，发现里面摆的可不是市面上随便购买的装饰工艺品，里面摆的多是国家文物，通常只有在博物馆才看得到，比如明朝的画，乾隆的碗，慈禧太后的花瓶什么的，他们才知道服务员不让触摸是对的。

科学院的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在地方上，一所名牌大学有一两个院士就觉得自己多了不起，学校的宣传册，招生简介往往把他们的名字印上去以显示这所名牌大学的实力。但是在科学院内部，这些院士可没那么高的待遇，也没有人把他们捧得那么高。我们学生宿舍后面的科学院数学所100多人，七个院士，数学所从来没有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宣传册上。这里院士太多，太普通，不足以引人注目。

一篇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让陈景润成了全国人民的英雄和模范，全国兴起了一股学科学用科学的热潮，大家都以陈景润为榜样攀登科学高峰。但是在科学院数学所，陈景润上班的地方，人们却有另外的感受。在这个所里跟陈景润一样努力的人大有人在，跟陈景润一样有成就的人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华罗庚、杨乐、张广厚的成就就是数学上一座无人能及的高峰。所以数学所迟迟没有给陈景润配车子，也没有分配套房。后来有人反映到中央领导那里，领导批示“查查科学院哪些人在管事，为什么不解决陈景润的待遇？”科学院领导看到批示赶紧特事特办解决了他的待遇。但是另一个事情让数学所非常烦恼，有些中央领导或者省领导转给科学院的领导，指示审核那些号称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国际数学难题的论文。有一些人只有初中毕业，长期在地方做领导，退休以后开始研究数学，连基本的数学概念都没有，却号称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证明了一加一等于二，搞得数学专家哭笑不得。领导的批示又不能不重视，浪费了数学所科学家的很多时间。为此数学所专门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告诉全国人民，只有在数学领域有教授职称的，目前在全国哪几个机构做研究的人才能全面理解和接近这个问题，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希望，业余研究根本不可能解决。

             第七章  深圳赛格集团

1

进入1992年，我的论文答辩完毕，差不多就要研究生毕业了，开始联系自己未来的工作单位。由于时间观念，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去找工作，只参加过一场人才招聘会，提交了大概七八份简历，后来得到几个有意向的机构回复，包括桂林电子学院，核工业部四川研究院，电子部四十八所，香港华润集团下属华科半导体公司，其中以香港华润集团最想去，但是最终没有去成。

华润下属的华科半导体属导师顾文琪先生推荐，因为有这种关系，对方很快跟中国华润集团总部联系安排面试。我按地址指引来到了位于东单的一栋装饰典雅的六层小楼，然后坐电梯到三楼人事部。里面的奢华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肃静而有条不紊，人来人往，人们都西装革履，面带着职业微笑。我很快就坐在了这个副部级单位的人事部办公室，进行着我人生的第一场职业面试。基本上也是流程化，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不久我就接到了香港华科半导体公司的电话，让我去深圳接受面试。我按约定的时间坐火车从北京到了深圳，导师跟我说，因为跟他们有业务上的关系，你的深圳之行算是出差，他将托秘书给我订一张卧铺。当时的深圳留给全国人民的是新奇富有，充满激情；那里有许多高楼大厦，有许多港商，有许多的有钱富豪，那里的人快节奏高效率。他们提倡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他们可以三天盖一层高楼，那里是时尚的起点和源头，是吸引年轻人实现梦想的一方热土。

我下了火车，随着人流走出了火车站，按照朋友王跃清留给我的地址一路问到了蛇口工业区南油集团后面一座公寓，住到了他们的集体宿舍，他在妈湾电厂工作。

对于我来说深圳有太多的新奇之处。她到处是绿油油的热带植物，墙壁和屋顶闪烁着霓虹灯广告牌，到处是俊男靓女快速的人流。花钱如流水般的消费，处处引人向往。当我按约定的时间左转右转，用我浓烈的湖南口音，一路问到了罗湖联检大楼，经过武警和公安的几次盘问，才到达我跟华科人事部经理王小姐的见面地点。我在联检大楼华润集团的一个办事处让她做了面试，面试完后，我一路跟她走出来，我很想知道结果，就问她对我面试有什么印象，她说对我印象不错，但是最终结果还要华润集团审批。

我返回北京后华润总部派人到电工所做档案调查，因为他们要正式办接收，但是他们发现一个很大的，之前没有注意的信息：我已结婚，太太在湖南桂阳，这等于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华润是央企，在北京就是众多副部级央企中的一个，他并没有权利给进京的户口指标，也就是说我因为是学生，调入符合北京政策，但是我太太的调动，特别是户口指标是他们的一个难题，他们不想为我这个普通的硕士去为自己增加这个可能要很多年才能解决的困难，所以档案调查之后他们决定放弃。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因为前期一路顺利，我也花了不少时间，又是导师推荐，抱着很大的希望，并且香港的工资当时是深圳的十倍，是其他省份的几十倍，我去的职位又专业对口，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这件事的失败让我痛苦和消沉了许多天 。         

2

我对广东和深圳越来越向往，但是这边离北京太远，在北京联系这些地方非常不便。有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报道，说是深圳赛格集团准备与欧洲意法半导体公司合资新建大型半导体工厂，这个消息吸引着我，但是一时无法联系，后来我就邮寄了一份简历给赛格集团。他们的效率很高，不久就来电话表示有意向，希望我去深圳面试，所以我又一次踏上了深圳的列车。

这次我是按地址直奔朋友王跃清的住处，又住在了蛇口工业区南油集团后面一栋宿舍楼里。

第二天，王跃清自告奋勇地跟我说，明天我带你去面试。然后我们第二天就坐上了蛇口开往市内的中巴车往深圳市区去。蛇口经过十年的发展，初具城市规模，事实上蛇口是比深圳更先发展一步的地方，是特区中的特区。他们的体制、待遇、管理，跟深圳其他地方不一样，据说劳动制度也不一样，俨然一个市中之市。深圳市内的人，也没有把蛇口当作他们的一部分，深圳就是深圳，蛇口就是蛇口，一条中巴线路从蛇口开到深圳市内，要经过很长还没完全开发好的地方，穿越红泥山头，也要穿越低洼菜地农田，这条乡村一样的公路拥挤着很多巴士，卡车和小车，经常一堵就是几十分钟寸步难移；中巴有时堵在半路，乘客下车到路边野地大小便，也不用担心车子开走，因为堵车常常是很久，总共30公里的路程，走三小时是正常的时间，一堵就可能要走六个小时。

我和王跃清到达赛格集团位于深南路旁边的七层办公楼，办公楼的顶上有一块巨大的赛格集团名字招牌，人事部的办公室在三楼，他们在玻璃门上贴着一张纸，特别引人注目：根据深圳市人才调入规定，赛格集团只接受下列十六所大学的学生，然后下面就列出了全国最有名的十六所大学。我进去之后，他们简单看了我的材料，然后把我带到了总工程师的办公室。总工程师是叶鲁教授，穿着衬衫系着领带，两条吊带系着西裤，戴着金丝眼镜，体态稍胖，脸色红润，既有学者派头，也有领导气质。我们坐下后，他就开始跟我聊，他说：“我知道香港华科想要你，他们属于北京企业，两地分居的调动很麻烦，但是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在我跟他聊的时候，王跃清觉得我回答问题不利索，几次插话替我回答，引得叶教授不满，后来我们要走的时候，他要我停下来，然后关上门单独对我说：“你来面试还带什么朋友？就凭这一点，你的工作能力就不行。”我马上道歉，说对不起，我只是不熟悉路，让他带一下，并没有让他回答问题，以后我一定注意。

我后来知道叶鲁教授做过电子部12所所长，也是个正厅级的领导。当时深圳市与电子部合办赛格电子集团，行政上是由深圳市管，业务上是由电子部管，主要领导由电子部下派，其中董事长马福元由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调过来，总工叶鲁教授由电子工业部第十二研究所（即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十二研究所）所长所调过来，后来又调来了中国电子工业总公司总经济王殿普，一时间这个深圳市下的地方企业聚集了好多个正厅级领导。

虽然经过一番曲折，但最终我得到了赛格集团的接收函，来到了深圳。